文艺大众化的中国经验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再反思

文艺大众化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独特现象,其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文艺大众化熔铸了不同于西方个人启蒙文化的中国精神,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反思了自律艺术体制,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与手段,质疑了文艺的精英化与将创作者视为特殊人群的观念。不同于静观美学,文艺大众化突出深入生活与身体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互动中,使对大众的“代言”走向知识分子的“自言”,为解决知识分子“代言”大众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方案。在文艺的民族形式利用上,文艺大众化表现为从书面文化向活态文化的转变,在美学效果与文艺评价机制上摆脱了“作品中心主义”。通过重建写作、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系统性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左翼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出发点并非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文艺大众化和民本思想在三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一,民本思想“君为政本”的宗旨和文艺大众化的革命目的让二者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其二,民本之“民”懵懂无知,缺乏主动性,大众化之“大众”本来带有西方的民主色彩,但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姿态使大众成为被动的跟随者;其三,民本思想主张“政在养民”,养民离不开“养心”和“化民”,大众化运动主要是在“化大众”,“化大众”和“化民”类似,都需要“养心”。     

从文艺大众化到乡村文艺主流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

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是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期,知识精英为文艺走向大众设计了多种预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开花结果;抗战开始后,随着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艺被众多知识精英所激活,并在短期内形成初潮。但随着多数文化人在内地陆续定居,这一初潮很快悄然退去;然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却一路走强,在权力中心、本土作家、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大众的合力作用下,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乡村文艺主流化。反思这一建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新文学的方向。     

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战争”语境中“文艺大众化”生成的话语逻辑

"文艺大众化"是上世纪30、40年代大众话语的核心部分,其话语言说经历了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的嬗变过程,是一场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的话语实践。实际上,"文艺大众化"是借助文艺的工具达到"政治动员"的目标,也即完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启蒙"任务。这样一来,"文艺大众化"的生成就遵循着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然后再指向政治领域的话语逻辑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认识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经历了从“一化”到“两化”再到“三化”的历史演进.其中,时代主题转换与世界形势变化是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时代依据,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是党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现实依据,“三位一体”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认识的最新境界.     

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与20世纪20年代普罗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伴随。普罗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过“大众化”的口号。国内把文艺与大众较早联系起来的是郁达夫、陶晶孙编的《大众文艺》。1930年3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的“新兴文学专号”上 ,还发表了文艺大众化座谈会的纪录。大众文艺一词由日本传入 ,郭沫若曾指责日本的大众文艺实为反动的无聊的低俗小说 ,但却欣喜地看到了“日本的大众文艺近来和改良马种一样大大地改换了新的气象” ,即演变成“无产文艺” ,而国内由陶晶孙编的第七期的《大众文艺》 ,也体现出其质变和飞跃的气势。因而 ,郭沫若…     

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文学形式的论争不断 ,文言与白话、化大众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艺之争 ,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进程 ,也隐潜了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民族化与世界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对抗。虽然这三次文学形式论争在方式、取向、策略上有很大差别 ,但走的却是同一条道路———大众化、民族化。“大众化”、“民族化”在加快文艺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同时 ,也使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精神 ,并使整个社会逐渐滑入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认为工农大众比知识分子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水准 ,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实现 ,而且也背离了现代启蒙精神。     

论陕北前期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性

陕北前期,在对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上,在对文艺表现目的和表现对象的理解上,在对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评判上,丁玲均表现出了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她宣扬“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大众”和“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她又申张文艺的独立性质、文艺“化大众”的责任和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立场.这说明,在丁玲此期文艺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以政治为核心的功利型文艺观和以个体为核心的启蒙型文艺观的元素.二者的并置,缘于其自我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矛盾性;同时,在那一时期也具有其典范意义.     

论转型期中国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在精神领域,大众文艺的发展不断地消解社会的精英文化情结,这导致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边缘化,甚至使知识精英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多余人"。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面目出现,其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趣味、思想趣味日趋向大众看齐,曾经以"化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生活中的孤独者或沉沦者。世纪转型期大众文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们精神上营养不良,人格萎缩困顿,趣味世俗粗劣,已然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知识精英群体集体陷入沉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处境。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深入关注。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随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竞相采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各地涌现出大量“旧瓶装新酒”的作品。在理论上,文艺界人士重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倡导文艺大众化,绝不能回避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也就脱离不了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特质的认识。因而,文艺界人士就“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的高潮。旧形式的利用,表面上是宣传抗战的应急手段,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文艺自身的内在要求—文艺的“民族化”诉求。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熊佛西:中国现代戏剧大众化的开路先锋

戏剧如何大众化,一直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熊佛西在二三十年代就从理论上阐明戏剧属于大众,应成为大众艺术,特别是他对“大众化”就是“农民化”的提法是深刻的、有创见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把戏剧还给大众,经大众之手而成为大众艺术,即为熊佛西的行动纲领,也是他从事戏剧大众化实验的目标。熊佛西在定县的戏剧大众化实验,从戏剧内容、剧场、演出方式等方面的革新,开创了新兴戏剧的新天地,为中国戏剧大众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熊佛西是中国现代戏剧大众化的开路先锋。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教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恐怕就要算左联了。左联成立之后,就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左联执委会认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①因此．几乎与左联成立同时,左翼作家就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此后,又曾展开过第二次讨论。这是因为“大众化”与左联成立的目的,左联认为的艺术方向、服务对象等是紧密联系在一…     

论周文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构成

大众化是周文文艺思想与实践的精髓。要想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左翼文艺特别是延安文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了解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是不可能的。它主要由以下四个层面构成:1.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写出真正的大众生活;2.要运用跟反映大众生活相一致的大众化形式;3.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4.大众通讯网的建立,“使大众化文化运动,真正成为群众运动”。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文艺大众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文艺大众化"问题,走过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在启蒙时代(现代),文艺大众化是少数知识精英"化大众"的口号,体现的是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趣味,具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后现代,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原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它颠覆了启蒙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的精英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转变.当然,后现代的"大众化"并不完全等于文艺的大众化,它是资本刺激消费欲望、实现增值的策略.     

"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

"真人真事"写作是1942年以后在解放区盛行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最早起源于工农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文学宣传活动,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的文学大众化论争对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政治化追求。解放区的"真人真事"写作有知识分子型和工农兵型两种类型。知识分子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真人真事"写作的盛行促成了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文学大众化所负载的教化功能。     

1990年代大众文艺精神取向论

19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发生重大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商品经济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随之急剧裂变,呈现多元化走向,形成精英文艺、大众文艺、主流文艺三板块交叉发展的格局。尤其是大众文艺迅猛发展,成为学界瞩目的文学艺术潮流。因此,学界加强了对大众文艺的研究并提出众多的评判标准。从精神取向角度来看,1990年代大众文艺起于消闲娱乐,于中暗含“意义”与“精神”以及某种乌托邦因素,具有世俗关怀意识、灵与肉的变奏、寻找精神家园、表述现代人精神痛苦等人文精神内涵。     

关于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总方针的建议

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总方针、总政策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各项具体政策来自总方针、总政策,又是总方针、总政策的具体体现。总方针、总政策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我们要了解党对知识分子的具体政策,就要牢记党对知识分子的总方针、总政策。也只有牢记总方针、总政策,才能切实贯彻执行具体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总方针是“大量吸收”(参见《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45页,胡耀邦同志的讲话)。那时,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