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消解·重生——《都柏林人》中主体的拉康式解读

《都柏林人》是意识流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文章主要结合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学中有关他者对主体意识形成所起作用的相关论述,分析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在他者面前所经历的迷失、消解和重生的心路历程,并揭示乔伊斯引导都柏林人走出精神困境的途径:打破对他者的镜像性身份认同,消解主体/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基于主体间性关系重塑主体意识。     

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

汉字书写和东方文学曾对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乔伊斯在都柏林时便开始接触东方历史和文化,并将东方文化知识表现在从《都柏林人》到《芬尼根的苏醒》的全部作品中。汉字书写的基本元素拓展了乔伊斯对东方的认知,影响了他的视觉文本观。乔伊斯的'东方时间'和他那源于汉字书写的现代主义视觉意识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中均有表现,同时从中国印刷史来看,其小说的空间结构也反映了汉字书写传统。汉字书写显著的垂直特征和文本评注传统与乔伊斯作品将空间、听觉和垂直融为一体的创作特性相呼应。     

浅论《都柏林人》中的主题意象

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姐妹们》、《偶遇》、《阿拉比》三篇文章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宗教、家庭等问题,对比《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发现精神瘫痪、流亡情节两个主题意象贯穿于乔伊斯的创作生涯,《都柏林人》是乔伊斯后期创作生涯的基础。     

论《都柏林人》中的“精神顿悟”

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着力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他运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来展示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本文通过分析“精神顿悟”手法在《都柏林人》中的具体运用,指出“精神顿悟”为全面研究乔伊斯的创作实践及意识流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精神瘫痪”走向“精神顿悟”与“重生”——乔伊斯短篇小说《死者》的主题探析

《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轴篇。在《死者》中,乔伊斯着意刻画了都柏林人虽生犹死的"精神瘫痪",反映了爱尔兰民族正在逐渐走向"精神死亡"。而主人公最后的"精神顿悟"具有特殊的意义,既体现了都柏林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感悟也表现出乔伊斯对整个民族的"重生"饱含期待。     

《都柏林人》的空间叙事形态——对主题的完美表现

詹姆斯·乔伊斯既是爱尔兰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西方现代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备受世人关注,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也不例外。作者精心选取都柏林这个空间里发生的小故事,揭示都柏林人瘫痪的精神面貌。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出发,探讨空间叙事存在的两种形态——现实场蓄、象征场景在《都柏林人》中对精神瘫痪主题的表现。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试图分析《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并探讨乔伊斯早期的女性观。虽然《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没有完全超越时代,但也并不局限于顺从依赖的男性附属品。乔伊斯对女性的态度同情多于憎恨,理解多于责难。     

理想在现实中的幻灭——《一朵浮云》与《死者》的对比解析

《一朵浮云》与《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早期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两篇作品,文章从故事的建构,显现与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以及两篇作品与作者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描述了主人公的理想在现实中幻灭后的无奈、彷徨和麻痹,展示了乔伊斯对《都柏林人》的巧妙构思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艺术魅力。     

论象征手法在《都柏林人》中的运用

精神顿悟是乔伊斯创作《都柏林人》的重要写作技巧。在《都柏林人》中表现主人公精神顿悟的句子中,乔伊斯运用了象征的表达方式,满足了精神顿悟对语言表述的要求。在短篇小说《姐妹》《伊芙林》《两个纨绔子》《土》及小说集的压轴篇《死者》中,乔伊斯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主人公精神顿悟的瞬间。象征的运用使精神顿悟更具寓意,耐人寻味,更好地表达了小说精神瘫痪的主题。     

从《空山灵雨》看许地山的宗教关怀

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其独特性不在于艺术性,而根本来自于其非同寻常的宗教关怀.许地山的宗教关怀特性在于其"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宗教态度,并将这种宗教思想意识处处渗透于其文学创作中,使其各得其所,有机融会于浓郁的人间关怀之中.散文是最容易表现作者真实感情和心灵世界的文体.因此,通过解读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可见许地山的宗教关怀是融合了儒佛道的精神因素,又不拘束于传统精神,而以基督教为精神皈依.具体则是:以佛教的"生本不乐"作为审视人生基本视点和感情基调,融道家的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但最后的精神皈依却是基督教的博爱和担当精神.     

《朗读者》:凿向多元叙述的利斧——小说叙事艺术探微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以精致、独到的小说艺术赢得一致好评。其在文本叙事方面的主要特征是:镶嵌并置的多重故事叙事,时间颠倒的时序倒置,隐喻与深层结构下的宗教话语言说;这些策略的运用,将小说的叙述艺术以多元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梦中化城的永恒魅力--鲁迅、汪曾祺童年视角小说创作的"梦"境探讨

从"梦"入手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小说可以看到作为"醒者",鲁迅比较清醒深刻,他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艺术世界,又亲自将这层迷人的面纱揭开,使我们不致沉醉其中.作为"醉者",汪曾祺至善至美的创作追求使他的创作缺乏应有的理智,他用诗意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故乡美好的人和事,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作品缺少理性穿透力.两者童年视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美学境界也向我们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本质恰恰在于其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鲜活意义,使人们获得了真善美所给予的力量.     

周大新小说创作的“变”与“不变”

周大新的小说创作在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一些恒定不变的因素,一方面是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守护,另一方面是对女性及其命运的持久关注。它们共同构成周大新小说创作的"不变"。而他小说创作的"变"则主要表现为他吸收新的艺术因素,在叙事方法和技巧等方面进行艺术变革,以更好地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思考。     

生活就是艺术——论徐志摩的诗化生活艺术观

徐志摩在创作初期就受到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诗化生活的艺术观,它包含日常生活、自由、爱、美等因素。这种艺术观使其诗歌创作具有来源于现实生活高于现实生活的诗意美,是徐志摩对于新诗抒情美学领域的一种新的探索。     

李白山水诗的独特品格

李白对山水有一种独特的情怀,他与山水融为一体,感兴赋诗,超越苦难,名为"逸兴".大自然催发了他的浪漫思维和灵感,他选择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山水吟咏,同时摆脱以往山水诗歌的写作定势,用来解脱苦闷,艺术时空十分丰富,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怀古意识,拓展了山水诗歌的表现领域.     

刘震云小说权力批判的审美价值

刘震云对于权力腐败的批判和揭露在其创作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以形象生动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良知,借助自己零度叙述和模糊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腐败现象,审视了权力腐败的关键和重大危害,尤其是揭示了权力腐败对民族生存、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危害,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杜甫书法论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由此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     

“英国”奥登还是“美国”奥登？——对艺术的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的辨证思考

奥登移民美国一事曾激起英国文坛的非议,当年的批评者认为他没有担当好诗人的公共责任。但艺术并非是社会状况的简单呼应,奥登对个人艺术自由的坚持,源于他对“艺术无用性”的认识,源于他以“真实”为标准的艺术价值观,他认为写作本身便具有社会政治性。因此,其写作的私人化倾向,不是对诗人责任的抛弃,而是体现公共责任的迂回方式,因为对他本人而言,写作的私人化更有效地达到了艺术真实。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点滴哲学思考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优秀作家。他以农民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对这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予以深情的关注,开创了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药蛋派”;他求真求实求是,使摹写与创造有机结合,就革命文艺怎样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作出可贵的探索;他先做人而后作文,以公正无私、仗义执言的人格魅力,被农民朋友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