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年律令对不孝罪的规定看汉初的以孝入律

二年律令对不孝罪从内涵到处罚作出了详细规定,对不孝罪的处罚非常严厉。以孝入律是汉初法制的一个重要特色。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汉初出现了法律儒家化的趋势。从法制史的角度看,孝道从一开始就与法制密不可分。从家庭史的角度看,汉代是典型个体小家庭形成的时期。以孝道融入西汉法制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感化民众,稳定了个体小家庭。其次,由＂孝＂移＂忠＂,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再次,贵贱不同罚,强化了尊卑关系。最后：推行孝道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的发展。     

从《二年律令》看儒家思想对西汉立法的影响

从 1 983年荆江市荆江县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这一部真切反映西汉初年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来看 ,它体现出了不少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 ,虽然西汉统治者在汉初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推行黄老之学 ,实行的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但从律令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儒家学说也已很大程度深入到汉初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中 ,在治国理政驭民这个大课题上 ,西汉王朝实际上采取的从实际出发 ,利用各家学说予以综合治理之策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论语》中的儒家孝道及其伦理实质

在孔子之前,"孝"就是一个重要的德目。但是《论语》作为儒家伦理的经典,开创了儒家孝道作为家庭伦理重要德性的源流。历经两千多年,《论语》论述的儒家孝道,依然是现代孝道生活的主流。其中蕴含的最为稳定和核心的儒家孝道的伦理本质包括四个方面:儒家孝道的善端来源、儒家孝道的回报理论、儒家孝道中敬的主线、儒家孝道中礼的展现方式。     

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近年来,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发现与陆续公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汉律的主体部分,其中有许多民法方面的内容,涉及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身份法、婚姻法等,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众所周知,秦汉律令久已亡佚,清末学者虽然做了一些法律文献的辑佚和整理工作,但仍然是一叶泰山。因此,对秦汉律令重见天日的价值如何高估亦不为过,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①。     

《韩诗外传》中的孝道观述论

韩婴编写的《韩诗外传》非常重视孝道,认为推行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孝主要表现在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劝谏父母、祭祀父母等方面,这和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基本一致。韩婴发现了忠孝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韩婴主张通过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行孝,兴办学校对民众进行孝伦理教育等措施培养社会成员对孝道的认同和实践。     

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孝经》一书系由儒家学者综合孔子、孟子、荀子及以乐正子春为代表的孝道派的孝道理论而成。经过孔子的论述,孝道理论得以初步形成;孟子就孝理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念,为《孝经》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思想材料;荀子则将仁义作为孝的标准,从另一方向补充了儒家的孝道理论。《孝经》自成体系,言约义丰,不能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某一学派的著作。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

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债务权益,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债务保障制度,出工抵债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较之历代法典,《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无论是出工还债的前提、出工人员,还是抵债期间的人身关系等都与唐宋律法的规定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西夏法律规定出工抵债者是除父母、70岁以上的老人、10岁以下幼童以外的所有男女,不同于唐仅限男口、元奴婢例外的限定.工价抵偿债务后,出工者即可与债权人解除主仆关系.抵债期间的工价比正常雇佣劳动力低,在实际的以工抵债中却比法律规定的更低.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论儒家孝道思想的现代价值

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赡养老人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国情决定了家庭养老化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养老的主要途径。儒家孝道思想对解决这一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现代价值。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孝道的批判与重建

<正> 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然而自历史演化至十九世纪末以来,在强大的西方文明的进逼下,动摇了朝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信心,致使反孔非儒的言论渐次出现,而且日趋激烈,终于形成了1914年后以《新青年》之作者群为代表的对儒家传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作为儒家传统重要组成部份的孝道思想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讨伐的对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孝道的批判,即集中在这一时期。而三十年代以后,一些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学者,回应前期的批判,起而从学理的层面,对孝道传统进行自觉的维护与理性重建。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对孝道伦理的维护

金元时期,因战乱的影响,北方社会包括孝道在内的伦理道德遭到空前破坏。在统治者无法建立稳定统治的情况下,全真教却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尽力予以弥补。教祖王重阳创教时即援引儒家之孝道,且把儒家经典《孝经》引为全真经典。其后全真教的许多道士也身体力行,或者宣传孝道,或者践行孝道,对世俗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全真教之重视孝道,究其要因,一是战乱导致社会伦理崩解所带来的刺激,二是全真教内许多道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三是全真教借孝道建立教内等级秩序。     

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 ,黄老思想十分流行 ,甚至一度为统治思想。其时的儒学家也多采黄老之说 ,使其与儒家思想并融。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就吸收了大量黄老思想。他在引《诗》时 ,又同引《老子》 ,使儒、道二家经典同存于一章之中 ,而所引《老子》与《诗》 ,在同章中都是与同一人事或道义相发明的。这种对《老子》的引用 ,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汉初的儒家对黄老思想的认同 ,以及儒、道典藉并存而不悖的观念。韩婴着重关心黄老的治国、养生理论 ;他在采用黄老观点时 ,往往与儒家思想相发明 ,以黄老来说明儒家 ,其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这种情况是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略的理论需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互绌互补的又一例证     

论《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构建源于《周易》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孝经》,不仅是对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总结和升华,而且具有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深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来源于《周易》。《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下尊卑的伦理思想和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共同构成了《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我国西夏学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西夏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5年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后的5年间陆续出版论著、资料10余部，发表论文140余篇，内容涉及西夏社会历史的诸多方面。本文即对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作一简要介绍，并选择较有代表性的论文50余篇，分为关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的研究、社会制度和军事、经济和地理、民族起源和民族关系、语言文字、文化与宗教、考古与文献考释、学术动态等8个方面进行系统、综合论述。     

《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探析

《天盛律令》是在唐宋律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法典中的反坐制度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在借鉴唐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范围上除适用于诬告罪与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外,还适用于知证与局分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与唐律相较具有重刑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点。     

对《孝经》诉求儒家理想道德人格之考量——基于儒家理想道德人格视角剖析《孝经》的当代价值

作为论述孝道的典范之作的《孝经》,是儒家学派的扛鼎力作,其蕴含的义理亦体现为追求儒家理想道德人格范型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知＂＂情＂＂意＂和＂行＂四个方面。其内容分别是：道德认知——《孝经》中的＂孝为德本＂;道德情感——《孝经》中的＂敬亲博爱＂;道德意志——《孝经》的中＂扬名显亲＂;道德行为——《孝经》中的＂不骄、不乱、不争＂。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

孝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礼崩乐坏后的西汉王朝,将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基础。随着佛教的传入,孝道思想逐渐深入民间,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底层社会的核心理念。宋元时期,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与儒家理念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而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现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五四"时期,在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统国体基础的孝道进行了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