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与巴解组织的关系

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在中东地区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救济的机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则以巴勒斯坦人的代表者自居。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在为难民服务时一直强调他们享有返回的权利,有时在国际讲坛上甚至成为难民的代言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巴解组织对于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的立场经历了一个由不置可否到为其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转变。巴勒斯坦国早已宣布建立,而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与巴解组织的前途依然不明朗。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民生视角下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灾难民救助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灾荒不断,使得边区每年都产生大批灾、难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统筹兼顾,综合运用政府直接拨给款物、以工代赈、发动群众互济、鼓励生产自救等多种救助办法,解决民生疾苦,确保了边区数以十万计的灾、难民能够在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安居乐业。     

论世界红卍字会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慈善救济

全面抗战爆发后,难民急剧增加,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及各分会紧急组建救济队,积极投入到救济工作中.随着战局的扩大,红卍字会的救济范围也从华北扩展至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一带,救济内容包括战地救护、收容、遣散、医疗、掩埋等方面.由于红卍字会有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和救济经费的协济,形成了网络化的救济机制,故在难民救济中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全面抗战初期的难民救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黑龙江讷漠尔河难民移垦始末

清末民初,在黑龙江讷漠尔河地区,由政府主持,曾有过两次迁移关内难民移垦的现象,两次难民移垦之结局迥然不同,为今后难民移垦提供了引以为戒的教训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关内难民移垦定居于东北地区,既可以安置难民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又可以充实边疆而成为移民实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之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末民初黑龙江讷漠尔河难民移垦始末简

清末民初,在黑龙江讷漠尔河地区,由政府主持,曾有过两次迁移关内难民移垦的现象,两次难民移垦之结局迥然不同,为今后难民移垦提供了引以为戒的教训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关内难民移垦定居于东北地区,既可以安置难民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又可以充实边疆而成为移民实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之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开荒动员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将边区的内部移民和外来难民、边区的老户农民以及“二流子”和妇女都广泛动员起来开荒生产。这不仅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一贯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     

20世纪30年代末河南邓县垦荒考评

民国前期,河南邓县水旱灾害频繁,土匪活动猖獗,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大批逃亡,县境内上百万亩土地荒芜。20世纪30年代末,为缓解黄泛区难民压力,河南省政府在邓县成立垦荒办事处,设垦荒区,建设新村,陆续向垦荒区移送黄泛区难民5000人,组织并协助难民开垦荒地2．2万余亩,解决了这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是救济黄泛区难民的成功之举。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移民垦荒规模较小,对于数量庞大的黄泛区难民来说,实属杯水车薪,救济作用有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难民与经济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失利、自然灾害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正确的移民、难民政策等原因,数量众多的移民、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增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力,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商会是一个互益型民间组织,但在动荡岁月中动员上海工商界积极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筹募急赈各省水旱灾民,"九·一八"后筹募救济东北难民,救助遭受天灾战乱的本埠贫民难民,发挥了重要的慈善救济公益性作用.上海市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体现了它在兼顾社会责任和会员利益、在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权力权利的制衡和互动中的相机选择,反映了商会与政府、商会与其他社会团体在特定时期的相互关系.     

抗战初期世界红（十）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

本文依据档案材料及其它文献资料 ,对抗战初期世界红 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进行了梳理与考证 ,并扼要总结了其救济活动的意义。     

抗战初期世界红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

本文依据档案材料及其它文献资料,对抗战初期世界红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并扼要总结了其救济活动的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问题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大量的移民难民问题。边区政府通过加强立法、实行优惠政策等措施,不仅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为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已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重大专题之一。文章对中国抗战时期难民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从1937年7月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国性难民大潮,难民流亡成为抗战时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难民的救济与安置便成为战时中国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工作。       

陕甘宁边区人口概述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为了适应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针对当时边区人口数量少,素质低下以及分布不均衡的实际状况,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推广医药卫生合作制、保护妇女儿童;招徕安置外来难民,有组织进行边区内部移民;大力发展边区文化教育等有效的措施,来增加人口区各总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边区的人口状况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给边条战线带来蓬勃生机。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经历了艰难发展的历程。在实践方面,边区主要采取垦荒,种粮,植棉,发展合作事业,组织劳动互助,安置移民难民,奖励生产,开展劳模运动等措施;在理论方面,边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同时注重发展工业,"公私兼顾"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边区的经济建设启示我们: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学习经济工作;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是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上海向犹太难民伸出温暖之手——上海犹太人研究之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不少国家和地区拒绝接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欧洲犹太难民时,上海却对犹太难民伸出了温暖之手。上海的救济组织庄严而热情地宣告:欢迎前来上海!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从今以后,你     

行总湖南分署与战后湖南卫生医疗的善后救济

抗战胜利后，行总湖南分署在湖南卫生医疗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卫生医疗系统近乎瘫痪的情形下，利用联总等捐赠的物资，在卫生医疗机构的修复和新建、医疗救济、卫生防疫、医护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善后救济，推动了卫生医疗机构的复员和发展，缓解了医疗供需关系紧张的窘境，遏制了疫疠的大范围传播，医治了数以万计的灾民和过境难民。这些不俗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总湖南分署探索出的轻重缓急的善救策略、寓救济于善后的善救模式和多元协同的善救机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赣闽粤边区的人口运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赣闽粤边区,是一个战乱绵延的地区,有关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人口运动与人口损失尚无准确论述。通过大量地方资料和实地调查材料的比较研究,从参军参战人数、外迁逃亡的难民、社会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避难迁入的人口(难民)等几个方面,可见长期战乱导致该地区社会人口运动的非正常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