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宗孔孟的阳明心学

孔子创立仁学是为了把流于形式的周礼安置在人心,他的仁是情和礼的统一,是儒家的道德总汇和境界的至极。王阳明创心学为的也是把朱熹的外在天理植根于心,他的心体是情和理的统一,是道德的汇总和儒佛道境界的融合。孟子提出本心说、尽心之道和良知说等,王阳明心体的一种含义便是心之本然意,王阳明也主张尽心,强调良知的主宰和评判作用。他还承袭了孔孟所倡的内圣外王的工夫论。     

在朱子与程明道之间：论王阳明对“先天渐教”的选择

不仅朱子学,而且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人的学说,都是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一度受他追捧而又最终被他扬弃的对象。王阳明主张工夫直接凭借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亦即本心展开,而既不必像朱子主张的那样首先诉诸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也不必像明道、象山、甘泉等主张的那样首先通过顿悟之类方式以充分把握本心。由此,王阳明创立了一套既不同于朱子,也不同于明道、象山、甘泉的心性学说和工夫主张。在他这里,后天工夫因本心作用的引入而简易,先天工夫因后天因素的引入而严密,由此形成的主张可以说是“先天渐教”。必须注意的是,尽管王阳明综合了双方的主张,不过,他工夫中的先天因素并非是借由顿悟才得以发挥作用,后天因素也非朱子式的不凭借本心的居敬穷理。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心物之辩”:论王阳明“心”之本体对意义世界的开显

王阳明在对心体的重新诠释基础上,提出"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旨在对宋儒传统中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作总体的概括和解决。但"心"如何"即"是"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得不涉及"心物之辩"的讨论。正是在"心物之辩"中,通过对"心外无物"和"心意知物"的重新诠释,"心即理"这个基本命题真正在义理上获得了充分的论证。为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确立和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本天与本心:宋明时期的儒佛之辨与朱王之争

程颐"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颇大,成为这一时期分判儒佛的重要标志性话语。南宋朱熹、真德秀对程颐此说皆有引申讨论或进一步解说,但他们的讨论限于论儒佛之别。明代对阳明学不满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崔铣、黄佐、陈建等借程颐"圣人本天"之说抨击阳明心学滑入佛禅之"本心"。阳明本人及其亲传弟子对罗钦顺以"释氏本心"来攻击其心学主张没有太多回应,但阳明后学或有心学背景的学者对罗钦顺等人的批评有较为激烈的反击。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朱熹之学：理学抑或心学

朱熹以为万物一体，其本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人为圣贤之心、本心、道心。这种心中立于现实、超越于经验，不可认识，却是事物的决定者。这种超验的、决定事物生存或存在的实体，便是理。天地之心、圣贤之心、本心、道心是理。这个理，儒家称之为仁。仁便是心。穷理传仁之学便是论心传心之学。朱熹之学，如其说是理学，毋宁说是心学。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他的学说既出于象山,又异于象山。象山的“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本心;他的“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他的人生境界是与自身四端本心相统一而合于宇宙之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境界。白沙则把象山所倡导的这种“儒家真精神”为己观念,发展为为己之学。其“心”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其“理”是无限至     

心物双彰——论王阳明的心物观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整个学风,其对“心”的阐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阳明所言之心,体万物而不移,妙运生生而不穷,即性即理,而为人一身之主宰.心物关系中的心应该在这种含义下理解.王阳明用“意之所在”与“明觉之感应”方式来训释“物”,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都把“物”放在了心的映照之下.最后,可以看到王阳明学说中的“心”、“物”是以互相彰显的方式存在的,而这个桥梁就是“感通”.心物在互相彰显下存在,二者紧紧不离,既无离心之物,也无离物之心.     

论王阳明的善恶观

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无善无恶,而能涵摄善恶,所以是至善;心之发用有善有恶,所以须为善去恶.从体用一源论出发,王阳明阐述了从体起用、从用归体的心学修养方法,并指出了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于立论的出发点不一,无对错之分,但有浅深之别.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本心与习心——基于“身体哲学”的阳明心学阐释

在中国哲学史上,阳明心学既是对业已僵化的朱子理学体系的反抗,也是对发端于先秦的身体哲学的一种回归.身的原则贯穿于阳明心学的始终,而此身不仅是切己亲感的"我之身",亦是通过一套"生命符号系统"来打通物我相分的"天人合一"之身.通过"本心"概念,王阳明重新确立了身体哲学的"家本位"、"情本位"原则.同时,由于身亦为在世之身,从而导致"习心"的形成,而"习心"是人欲侵染的结果,其根源恰恰在于古代中央集权大一统社会自身的权力等级制度之中.因而,本心与习心便构成阳明哲学最根本的矛盾,其本质乃是平等与不平等、身体话语与权力话语的对立.而这对矛盾的解决,最终是一个基于身体之践履的致良知过程.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辩证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陆九渊的一个重要命题。有人把这句话理解为:派生客观世界的本体是“吾心”,“吾心”就是派生客观世界的主体。(李之鉴《论陆九渊的宇宙观及其时代作用》载《论宋明理学》一书)这里,“吾心”被看成是主观意识,并且被提升为派生客观世界的主体。我认为,上述解释不符合陆九渊的原意。首先,陆九渊所说的“吾心”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本心”即普遍的道德本体。他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陆九渊集》第444页)心的内容是本体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     

熊十力“乾元本心”思想探析

熊十力以本心解释乾元的思路和方法,在"乾元"的解释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以本心释乾元,并扩充乾元的内涵将是熊氏解读<周易>的最大特色,也是<周易>与心本论结合的最好典范之一.以"本心"释"乾元"的理论前提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不二",意即天人不二.熊氏笔下乾元之为"本心"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回归心学,结合佛学心性论的表达方式,将易简与本心系在一起,以"易简"呈现本心的澄明样态;借助"良知是呈现"论定本心"自昭"的含义,在功能的意义上论证本心是呈现;熊氏"心体万物"命题的提出,意在彰显本心的能动性,是本体发用为万物的内在保证,在心物同体的前提下强调本心生生不已的能动性.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论罗钦顺的“心学似禅”

罗钦顺以尊信程朱、培护道统为己任,从三个层面掊击陆王心学阳儒阴释：一是体的层面,罗钦顺以“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为分判标准,揭示了心学“本心”的禅学特性,“以心为本”势必导致理气一元的世界歧出一个“心”,形成二本;二是用的层面,罗钦顺通过与欧阳德的论辩指出心学的“良知”为知觉,心学以知觉为性似禅,而知觉不过是人心的“妙用”,永远无法触及客观世界事物的性理;三是为学和修养工夫层面,罗钦顺认为心学的易简、格物“局于内而遗其外”,有“启禅学之忧”。然而心学和禅学思想虽毫厘之差,其实质则“大相径庭”。罗钦顺以正本清源为目的,将心学视为禅学异端而辟之,从严格的学理层面来看不无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