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精英治理格局下,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政治地位的弱势,及中国传统乡土文明"重情轻法"等礼治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夹缝"中的农村社区普通村民在权力运作实践中只有被动地依附于各种精英及宗族势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期,充分尊重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培育他们具有法治、民主、责任、契约等公民意识,构建一种国家、各种精英、普通村民之间权力协商互动的"共责体系",对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论能人治理下普通村民公共参与的非均衡性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涌现的农村经济能人逐渐介入农村政治生活,形成了独特的能人治理现象。在能人治理背景下,普通村民的公共参与呈现出程序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的不平衡、选举阶段参与和后选举阶段参与的不协调、输出性参与和输入性参与的不对称等非均衡的运作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的客观影响、制度供给和执行的不足、普通村民自身素质的欠缺。由此,要使普通村民公共参与均衡发展必须促进能人治理下乡村民主的发展、注重公共参与制度供给和执行,同时提升村民的民主素质。     

论乡村治理中先富群体的参与形式及其特点——以浙江省温州为例

1978年以来的我国改革开放,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所造成的农村均贫状态,一部分农民率先走向富裕,形成了农村先富群体。先富群体在“乡政村治”的基层政治新格局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考察温州农村先富群体,他们参与村社区治理的形式有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和监督参与。参与形式富有特色,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从参与动机看,以私利性参与为主;从参与方式看,以自动式参与为主;从参与途径看,以制度化参与为主,但非制度化参与大量存在;从参与水平看,先富群体的公共参与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村民。     

乡村社会生态中的灰色强人

乡村灰色强人是指农村中介于违法犯罪的流氓恶霸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一类人。乡村灰色强人的表现包括妨碍村集体正当工作、侵占村集体利益,欺压本村普通村民和外来者。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社区领袖的缺位,乡村舆论约束软弱,县乡政治生态不良;防控乡村灰色强人的建议是培育社区领袖,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领域的自由选择和独立地位日益增强,以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政治参与有了新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质量不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农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宗族组织和地方黑恶势力的干扰等问题。要真正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促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限制宗族组织对农村政治的干预。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考——以泉州市城东片区四社区为研究对象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泉州市在＂城中村＂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要实现以＂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创新,泉州应该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居民保障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提升、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等方面继续进行各种有益探索。     

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是"2+N"模式,"2"是指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主体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N"是指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家庭成员或者监护人、保证人等协助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借鉴美国"市场主导、社团协作"模式、日本"保护司"模式,我国参与模式的发展方向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模式。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它顺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然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部分农民对社区建设缺乏认同感,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受到限制,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需错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促进社区"内生式"发展,增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实施多方"协同治理",提高农民政治参与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从而构建和谐、富裕、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公众参与是提高社区综合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综合管理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地方政府也在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到底哪种社区管理模式是适合政府、社会和社区之间较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目前依然莫衷一是。但从一些社区综合治理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和居民民自治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这种参与方式和行为可以极大地提高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居民自治的积极性。这种“公众参与模式”的借鉴对推动海南省社区综合治理模式的变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及其效应

农民的政治参与对农村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 ,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有序化 ;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尤其是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提高农民的参政议政水平 ;鼓励和正确引导农民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 ,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要尽快提高我国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社区音乐教育浅谈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质量,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新形势下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特别是我国北京申奥的成功,更激发着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在文化领域里再创辉煌,社区音乐教育已形成它特有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社区音乐教育是对人进行美的教育,是一种包括各级各类音乐教育在内的,集各种教育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主体和对象一体的全方位教育形式。从大教育性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群众性教育,即为了满足社区群众的音乐教育需要,由社区广大民众参与,面对广大民…     

社区社会组织制度反思与理念重塑--以太原市城中村为例

城中村社区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限于城中村改造这一复杂的环境下,其功能的发挥不尽人意。文章从城中村社区社会组织现状入手,分析社区社会组织制度困境及成因,以系统思维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在公民社会孕育、个体功能发挥、系统整合多维度重塑社区社会组织管理理念。以期以法治化、市场化思维提高社区组织的整体质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际需求。     

农村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培育——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因此,地方政府和农民正在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基于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从社会资本视角解析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杨林桥模式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在社区自治组织之下,扩大了农民的自主参与,在增加社区公益的同时积累了村庄社会资本,从而也利于农村社区秩序的整合。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

社区发展的内源性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根源在于动力缺失。一是单位制度消解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居委会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治功能的缺位贬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     

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是目前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社区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以治理理论为基础,阐述社区治理中公民的角色和参与机制,分析公民参与的障碍及原因,探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社区文化的构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下的研究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农村社区文化能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念,凝聚力量促进社区发展;能形成互惠网络,有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秩序的重建;农村社区文化还具有规范整合作用,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政治稳定.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农村社区文化构建的途径有: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重建社会信任与互惠资本,形成农村社区互助合作文化;拓宽公民参与网络,促进农村社区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