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传导路径

提出了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假说，采用Global Malmquist指数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结合2005年～2017年中国30个省市数据，采用两步GMM工具变量法对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进行检验.研究表明：1)总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2)总物质型消费、城镇居民物质型消费及农村居民物质型消费均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3)由于物质型消费的挤压，总服务型消费、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研发投入遮掩了这种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受农村居民物质型消费挤压有限，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4)进一步研究发现，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总消费水平、总服务型消费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起着积极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总服务型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平台型电商普惠能否提振农村居民消费?北大核心

农村是消费增长的新空间,电商是消费提质扩容的新举措.平台型电商普惠的考察需关注生产和消费两端.鉴于现有研究在电商规模统计、理论模型构建、作用机制分析等方面存在欠缺,也未能考察相对消费水平问题,本研究以电商同时影响生产端和消费端为逻辑起点,以"消费替代效应""消费创造效应"和"消费价格效应"为主线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平台型电商普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实证分析部分选取象征电商规模的中国淘宝村作为冲击对象,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淘宝村-CFPS(2012-2018)合并数据集,借助DID模型考察平台型电商普惠是否发挥了农村居民消费提振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有效控制内生性的条件下,平台型电商普惠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同时发现,第一,平台型电商普惠显著促进了生存型消费尤其是食品支出的"净增长",且其主要由"消费价格效应"驱动;第二,发展型消费整体上没有呈现出更快增长,尤其是在高收入组群中,其主要由"消费替代效应"引致;第三,受三重效应叠加影响,电商普惠对淘宝村家庭衣着消费的提振作用较为滞后.据此,提出培育消费市场、涵养消费文化、完善保障制度等对策建议.     

山东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当前山东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是一个提高的时期,消费结构也在进一步的优化中,但消费结构某些环节还存在一些问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主要受居民收入的影响,同时还受环境和个人消费观念影响。为进一步优化消费结构我们应实施以下的政策加以引导: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者素质,优化消费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带动经济,协调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剔除不健康消费,继续优化居民消费结构。     

互联网消费信贷对小微经营者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以金融素养为中介变量，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质量两方面，探究互联网消费信贷对小微经营者消费水平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互联网消费信贷对小微经营者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素养在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推出适应小微经营者的互联网信贷产品，满足其需求，同时强化风险监管；加强互联网消费信贷有关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培养小微经营者互联网思维。     

年龄结构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消费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已经出现新的变化，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进行理论分析，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利用CFPS三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存在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我国家庭旅游消费水平的生命周期特征与家庭的人口规模、青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年龄结构指标密切相关，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受年龄结构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双重影响，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更多受经济特征制约；青少儿抚养比影响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过程中存在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健康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正向中介效应，加剧了青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教育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负向中介效应，缓解了青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     

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研究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产业的面板数据,探究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均能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创新绩效水平,且政府补助的激励效果优于税收优惠。(2)研发投入在财税激励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3)相比于实质性创新,财税激励政策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4)研发投入承担的中介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财税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对提高财税激励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新能源产业研发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提升淄博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分析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的纯收入。另外,农村居民的支出状况以及消费习惯等也对其消费有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降低消费成本、改变消费习惯三方面来探讨有效提升淄博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及建议。     

角色投入对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角色投入会导致角色内冲突的可能性,工作投入和家庭投入会导致工作家庭冲突并对一系列组织行为变量产生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通过调查291名已婚工作者,研究工作投入和家庭投入对两类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讨论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投入对工作-家庭冲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家庭投入对家庭-工作冲突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投入与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家庭投入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投入对工作满意度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工作冲突在家庭投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通过对277名IT企业中的研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探究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尤其是检验了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之后发现:谦卑型领导对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与创新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促进了员工的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在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基于农村视角下的消费主体行为研究——以重庆为例

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目的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人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程度也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质量的好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满足直接通过消费来实现。本文主要是通过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率、消费增长率以及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的发展变化,以此为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更好发展提供依据,以便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收入结构,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最终达到不断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目的。     

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股东责任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以201 0—201 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股东责任在二者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履行股东责任提升企业价值;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调节作用显著。     

工业数智化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工业数智化能显著促进本地碳排放减少;本地直接效应作用虽小于邻地效应示范作用,但结果均能对碳排放水平起到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和污染治理投资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正在减弱,但产业结构转变和绿化覆盖率对碳排放作用依旧显著;在考虑到影响机制分解时,工业数智化存在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集约化的两条生产路径作用于碳排放,即技术提升和生产集约化均能抑制碳排放的增加,并且技术效应和生产集约效应分别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和不完全中介效应。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变迁与知识服务业发展研究

选取OECD 7个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中的结构分解分析法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7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以期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过去10多年经济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消费增长,投资和贸易所起的作用较弱;服务业比重提升是因为其产出增速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和技术的拉动;知识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源于中间服务需求的提升;由于知识服务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等特性,技术进步的产出效应在知识服务业的表现最为明显。     

中国居民性别差异对消费信贷盈利贡献的实证测度——来自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证据

为了测度性别差异对消费信贷盈利贡献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103455个账户及其过去一年的交易记录，构建了性别差异对消费信贷盈利贡献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方面，女性对消费信贷的盈利贡献显著高于男性。在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性别差异通过影响交易频率对消费信贷盈利贡献有显著影响，贷款规模和风险水平对盈利贡献有负向完全中介效应，交易金额、忠诚度、最后一次交易距离目前的时间对盈利贡献无显著影响。说明消费金融机构应改变规模驱动的粗放发展路径，转向提升交易频率的客户经营策略。我国应大力发展女性经济及消费生态，提升整体贡献水平。     

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与“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机理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利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内在机理。基于门限回归模型,估计了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3因素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临界值;利用Hausman检验分析了门槛变量的影响效应,并且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通过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做产生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显著的存在基于制度质量、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的单门槛效应,制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因素是资源依赖度,而丰裕的资源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3)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是自然资源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与股市财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包含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和对股市财富效应的影响。本文创新点是考虑了更加贴近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混合型货币政策,并在DSGE模型中纳入股票市场,从家庭需求端出发研究了混合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估计。研究发现,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总产出和改善货币流动性,还能够提升股价和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混合型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提高总产出、通货膨胀、股价和消费;股市财富效应与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消费水平高度相关,股价上升时家庭会增加当期消费以提升家庭存续期间的总效用,反之亦然。最后,本文提出了将股市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转型,发挥股市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的政策建议。     

R&D投入与产学研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产学研合作中不同属性的R&D投入之间关系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产学研R&D资金构成来看,政府资金在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方面起到了杠杆作用;政府公共研发投入对企业R&D支出的杠杆效应大于挤出效应;社会资金参与研发活动的总量较低;企业自有研发投入在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起主导作用;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更高,但与大企业相比合作成效不显著;出口导向对合作企业吸收国外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企业雇佣结构、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近年来,尽管中国企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在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本文将企业异质"雇佣结构"引入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探讨劳动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结合企业劳动技能投入和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互补性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利用经济普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雇佣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雇佣结构与企业中间品投入质量具有互补性,中间品质量越高,雇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3)现实所观察到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部分源于进口中间品占比的大量下降所导致的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下降,雇佣结构升级对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了中间品质量下降的拖累,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质量升级效应。总之,在"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攻坚期,虽然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有助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这一过程亟须匹配相应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进一步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能力是破解质量升级难题的重要手段。     

好心可能办坏事——服务型领导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服务型领导能够通过提升领导—成员交换(LMX)和上下级关系(SSG)的质量,从而诱发员工的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即LMX和SSG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起双中介作用,但两者的中介效应无明显差异。为避免好心办坏事,组织应加强服务型领导的作风建设,警惕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并注意领导与员工关系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