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二）──敬宗收族：家祭、谱法中宗族政治的盱衡

作为古代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穆制因史料的语焉不详,成为困扰历代学者致其聚讼纷争、模棱两可的学术难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将昭穆与婚级、墓葬、宗庙制度联系起来探讨者甚夥,但持反对论者更不在少数。本课题前期成果从探讨家奠吊祭与婚制礼法入手,着重从＂婚级制与昭穆＂＂家族政治与昭穆＂＂君宗之辨与昭穆＂的角度进行阐释,并认为,昭穆制应当缘于两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系氏族分宗,班位在两系中轮流变动这一根本原则,其本质在于昭穆之间互通父子,且昭与昭、穆与穆之间属于同族,而昭穆之间分属异族,其产生的原因既决定了昭穆制度是维系宗族成员关系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及至后代,昭穆开始异变,成为＂敬宗收族＂的一种礼法,开始表现为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务中据核心地位并有别于君统之外的制度。作为研究成果的第二部份,本文继续承接第一步研究成果的思路,并将研究假设建立在对大量谱牒解读与家族祭祀仪制的考察基础上,并试图得到下述结论：昭穆制度下的＂敬宗收族＂精神则是指导谱牒修撰与家族祭祀的基本原则,谱牒修撰所提倡的长幼亲疏与繁杂的家族祭祀程序都旨在为家族事务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共同的载体,这个载体,便是昭穆制度。     

昭穆制新探

昭穆制起源于上古贵族依母系分宗传统,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原则上系于祖母而不系于祖父,但实际三代亲属关系仍系联于父系宗法。其主导机制是夫妻同昭穆,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于宗庙制度,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     

唐朝庙制及其昭穆次序述评

先民们大概在从图腾崇拜过渡到祖先崇拜时,便创建了旨在祭祀祖先的宗庙。因此,在古人的心目中,“礼莫大于宗庙”。而在诸多的宗庙礼仪活动中,排列昭穆次序又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然而自春秋以降,因史文阙佚,人们对三代以上的宗庙之制与昭穆之制已不十分清楚,虽系经师硕儒,亦难言其详,故其注释,遂生歧义。唐称盛世,硕儒辈出,然据新、旧《唐书》所载,亦未指陈唐宗庙中昭穆次序之正误。后世治唐史者,就笔者所知,亦着墨不多。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恳请方家与读者指正！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排列的昭穆含义

明清以来,礼学著作汗牛充栋,探讨神主祧迁的专著与论断不在少数,《茗洲吴氏家典》虽然只是明清之际安徽休宁吴姓宗族的一份普通的家乘,但在此著作中,它系统的论述了神主祧迁与昭穆制度的关系。更为难能的是,因为昭穆制在神主祧迁这一方面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家典》的解说虽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家典》引入了明清以来礼学家关于＂于心有安＂的治礼观点,认为祧迁之制,庶几神人两无相怨即可,这种论断,可以视为昭穆制度在明清的递嬗。     

试论我国少数民族财产继承制

试论我国少数民族财产继承制刘龙初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古代社会遗产继承方法经历了氏族继承、同宗继承、直系后裔继承三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并同氏族组织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进程相一致。财产应保留于死者的氏族中，并在其成员中分...     

政教合一制史话

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社会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漫长的、没有也不需要政治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出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形成国家时，政治才产生。而宗教的出现则远远早于政治。宗教发端于原始时代的氏族制社会，是随着氏族制的形成而产生的。宗教一般可分为自然宗教（或氏族宗教）和人为宗教（包括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自然宗教系指原始社会氏族时代的宗教，人为宗教是指阶级社会的宗教。在原始社会，自然宗教仅仅同当时无阶级存在…     

《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简介

李亚农同志最近发表了新著《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一书,內容是和他过去四部著作——《中国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氏的前封建制》、《西周与东周》连贯的。有许多方面进一步阐释了他自已的看法,同时重点的探讨了中国历史上领主制转变     

评李亚农先生对北魏社会的研究——关于“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的后编

李亚农先生在他所著的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后编中说,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由封建社会改变成了“前封建制”社会,“这种前封建制”是由“氏族制的土地制度与封建制的剥削方式混合而成的”社会制度。我认为这种看法在观点上很有问题,这里特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错误之处尚     

从乙丁制到昭穆制:儒道互补的历史渊源

殷商乙丁制是地缘共生的两个血缘族群轮流执政的政权继承方式,具体是"兄终弟及"和"舅死甥继"两种继位方式;西周时期改为单亲男系的"父死子继",乙丁制却以昭穆庙制的方式延续下来,为后世儒家造成解释上的困难.道家老子思想的历史源头在殷商,儒家孔子思想的历史源头在西周.通过从血缘继替和地缘共生角度对儒道历史渊源的考察,可以厘清儒道两家在重血缘和重地缘上的纠葛.     

白居易与元和元年制举考论

白居易参加并登科的元和元年制举,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永贞元年顺宗即位之初拟定的制举。白氏永贞元年春天即移居华阳观,主要不是出于经济贫困和疗养疾病的考虑,而是为了准备参加顺宗拟定的制举。白居易罢校书的时间不在永贞元年冬,而应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在元和元年春。     

五指山番茅黎村合亩制的复活与泯灭考究

在海南岛五指山中心区域的黎族中,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存在一种集体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合亩制的残余。之后改造成为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文章研究合亩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复活”的情况、原因以及寿终正寝的历程,对这种社会“返祖”现象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试论外婚制的起源

一氏族外婚制,简称外婚制或族外婚,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婚姻制度,这已为大量的史料和民族学资料所证实。然而,对于外婚制的起源机制,却至今还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解释外婚制起源的理论出现过很多,但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其中许多已被趋于否定。     

探寻父子连名制的历史轨迹

父子连名制是民族学研究中一种常见现象,为治原始社会史学者所熟知。然而这种连名制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抑或有其历史发展轨迹可寻,据笔者所知,鲜有人论及。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海内方家。林耀华先生在其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列举了我国西南的彝语支各族和佤族的父子连名制,最后结论说:“总之,父子连名制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通过一代代口耳相传,明确了世系,巩固了父系继承,因而在氏族制已经解体的地方,仍得以流行于上述民     

澳门宪制发展与行政主导制的完善

澳门回归后,行政长官广泛运用行政法规制定权,推行政府政策,立法权弱化,甚至出现行政控制立法的情形.为抑制行政扩权,澳门法院在多宗案件中对行政法规合法性进行审查,澳门立法会制定《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的法律,但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扩权的问题,澳门行政主导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变数.依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建立议员与政府合作提案机制,改造法官评议会,是进一步完善澳门行政主导制的必要之举.     

图腾崇拜及图腾文化新解

图腾是以宗教与血缘关系团结氏族的纽带,以万物有灵为思维基础的信仰观念。图腾制是随着氏族的产生而产生的,它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断增加新内涵。它的兴衰与母权制的兴衰相终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它开始衰落。但图腾是相当稳固的观念,沉积在代代原始人的观念中,成为神话思维的核心。它不仅对本氏族、部落的原始神话影响深远,而且进入阶级社会对信仰它的部族、民族的文化也有深刻影响。     

努尔哈赤与女真族社会变革——兼论明代女真族社会形态

明代女真族正处于一个社会形态变革的时期,这是史学界共同的认识。但对这一变革的性质和完成时间,论者意见却颇不一致。近年来,在变革性质问题上,主张由原始氏族制过渡为奴隶制一说者居多。笔者也赞同此说,并认为,女真族的伟大历史人物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推动和实现女真族从原始氏族制向奴隶制的过渡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家政权建设与项目制的形成及演变

作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项目制的形成和演变可以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进行讨论和把握。中央政府于1993—1994年启动的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而项目制的形成就是这项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结果。在1994—2002年这段时间内,国家通过《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颁布、修正,初步建立了分税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机制,完善了转移支付制度,而随着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的急剧扩大,项目制也开始超越财政分配领域而演化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工作部署、任务实施的国家治理机制。2002年以来,由于项目制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导致了政府运作异化、官商勾结等诸多意外后果,中央政府又对项目制的基本形式——专项资金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规范。项目制的这一形成和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进程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如何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制的后续发展。     

贵族制取代君主制与古希腊民主制的形成

古希腊国家初始时的政体是君主制,从个人权威的君主制发展到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制,中间还经历了贵族集团的集体统治时期即贵族制阶段。在从君主制转向贵族制的过程中,民主的因素和民主的传统已经开始在古希腊各地萌生;同时,贵族制取代君主制,也建立了集体决策的制度,在阶级和等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破除了个人领导的旧制,这一点对整个民主制的进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把这一阶段视为古希腊民主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论双语制

“个人或集体(一个民族的全体或部分)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现象”称为双语现象。双语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产物。当代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着双语现象和双语制问题。双语制(亦称双语并用制)适应着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进行交际的需要,同时促进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在多民族国家中,因一定的历史原因、社会条件和自然、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双语现象和双语制问题具有不同的特点。双语现象和双语制问题必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语言的一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布朗族的母系制及其演变探溯

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资料,从亲属称谓、从妻居制、母子连名制、妇女担任氏族长和财产继承等方面,阐明了布朗族母系制的特点。同时,对母系制向父系制的逐步过渡和过渡中的三种并存现象,特别是对母子连名制向父子连名制的演变及其实质,作了剖析。作者通过对布朗族母系制及其演变的探溯,证明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是世界各民族普遍经过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