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取向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探讨——基于对南京住区调查的分析

通过对南京市目前的居住区位、居住环境、居住格局、居住质量等展开全方位、多维度、翔实的透视与分析后,发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正在形成,而经济因素成为南京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首要因素,由此导致了城市不同收入阶层区域化分布现象.同时可以看出南京市城市居住空间分化的动因是在多方面机制作用下形成的.     

中国城市移民的区位质量需求与公共服务消费基于住房需求分解的研究和政策含义

家庭对住房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住房自身所提供的居所服务的需求(居住空间需求)和对住房所在区位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区位质量需求).其中,区位质量需求是由家庭对当地公共服务以及能够降低学习成本的社会交流活动的支付意愿所决定的.本文依据这一思路来研究户口状况对中国城市移民在住房选择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户口”作为一个人在城市永久居住的许可证,同时也决定了其能否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北京市居民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居住空间需求相比,居民对于住房区位质量的需求对家庭收入和户口状况的反映更加敏感.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消费者对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的支付意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机会,阻碍其为提升人力资本而投资的意愿,这都会造成福利的损失.     

转型期我国城市空间隔离探析

城市空间隔离的实质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居住空间上的反映。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的强势"嵌入"是阶层型社区产生和居住隔离复苏的根源;住房政策和制度催生了城市社区的阶层化发展;城市土地供应制度的转变对居住隔离产生助推作用;城市社会空间的隔离也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     

中外城市社区阶层化比较研究

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居民阶层的分化以及住宅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城市居住空间分布上出现了社区阶层化现象,这是城市经济发展、住宅市场信息导向与个人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生活背景、消费观念、择居倾向等共同作用的产物。城市社区阶层化是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在居住空间上的反映,比较中外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研究及实践经验,可以推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合理布局和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避免社区阶层化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     

选择效应：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区位决策

传统企业区位决策研究过多关注比较优势、地理嵌入外部性、中间投入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忽视企业内生性行为及其互动策略的可能作用。本文在连续同质性空间中引入＂生产技术—产品差异＂的耦合因素,构建了一个基于生产效率（技术水平）异质性的企业区位决策模型,分析了不同消费偏好分布会引致的竞争（分离）效应、选择（逃离竞争）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差异化策略效应如何影响空间行为模式的形成。研究结果表明,当垄断（异质性或差异化）类市场需求（消费者）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集聚策略;当竞争（同质性）类消费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尽量远离对方的策略;当二者数量相差不是很大时,企业会选择中间状态。选择与竞争行为直接影响了企业区位决策,从而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布局提供了新实践思路。     

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分异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通过对杭州市商品住宅面积、类型和价格分异的讨论,勾勒出目前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分异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透过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来探究居住空间结构分异的动力机制,以便提供一些居住融合的策略性建议.     

阶层视野中的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以南京为个案的社会学研究

如何走出住房消费混乱失范的困境,构建一个和谐合理的住房消费新秩序?这个问题既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住房消费的困境的根源在于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失衡与脱节.走出住房消费的困境关键在于衔接好住房市场的产品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保证每个阶层都能拥有与之相应的住房消费产品.本文提出了低收入阶层"居者安其屋"、中等收入阶层"居者有其屋"以及高收入阶层"居者优其屋"构想,试图构建一个阶层化的住房梯度消费新秩序,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成员的需求.     

论住房政策与社会融合——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由于认识到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居住分异对社会和谐极为不利,很多国家都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住房政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同标,并且逐步通过混合居住策略来抑制居住分异和社会隔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中国当前的住房政策尚未将促进社会融合作为目标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阶层的居住分异、空间区隔和社会隔离.有鉴于此,中国应尽快借鉴并实施切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混合居住"模式,使不同阶层之间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以此提升城市社会发展的和谐度.     

城市居住形态:从空间分异走向空间融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住宅产业化步伐的推进、居民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分层的加剧,对城市居住形态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适度的空间分异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过度分化与隔离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尤其是富裕与贫困阶层之间社会距离扩大并引起居住空间形态上强烈反差的社会现象,却可能隐藏诸多负面问题,影响社会和谐。达成居住空间融合的方式,除了摸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混合居住模式以外,还应当强调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住房规划与建设政策。     

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政府将刺激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消费结构是研究居民消费的基础,本文在分别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消费支出选择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有着较大的不同,并且发现我国近年来的医疗、住房等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合化及其社会后果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层不分化、分化、合化、分化的交替进程,影响阶层分化、合化的三个自变量分别是资源特性、组织权力与公共权力。资源特性、组织权力在自发运作的市场中导致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具有必然性,公共权力则具有选择性。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强力资源拥有阶层兼组织权力阶层结盟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有发展但是不稳定;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弱力资源拥有阶层结盟时,阶层合化出现,社会稳定但是不发展。要使社会既稳定又发展,阶层之间应该既分化又公正,公共权力阶层应该是不自由的,受制约于各个阶层并代表各个阶层。     

从住区内过滤到住区间过滤:单位制消解与城市居住空间变迁

居住过滤是指由人们的迁居带来的特定住区内部,以及不同住区之间的居民更替现象。随着单位制的消解以及住房市场化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的居住过滤经历了从住区内部过滤向住区之间的过滤,城市居住空间形态也因此从单位区隔向基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空间分异转变,而城市管理也随之面临着新的挑战。     

公共产品消费问题研究

在扩大内需的政策背景下,重视公共产品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短期内不可能大面积、大幅度提高不富裕阶层收入的前提下,扩大公共产品的消费,有利于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二是扩大公共产品的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困难;三是有利于服务政府的构建;四是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五是有利于理性消费行为的塑造,提高闲暇消费质量,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公共产品消费的内容应是: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城市中非本地户籍居民的公共产品消费、教育类公共产品消费、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     

城市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研究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居民阶层分化的重要表现。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体现了各阶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其形成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突破人际互动的空间障碍，促进社会资源合理有序流动，实现城市空间的混合居住，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社会空间分化对城市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社会建构空间，空间诠释社会。快速城市化过程客观上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空间分化，而不同阶层的人由于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主动选择了“屋以类聚”的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决定了不同阶层之间交往方式的不同，导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趋于隔离化、淡漠化，人际关系满意度下降。但实证资料表明，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的分化并没有降低人际关系满意度，在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交往中，人际关系满意度依然很高。且人际关系满意度不受社区类型的影响，仅与社会经济地位、闲暇方式显著相关。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不同阶层农民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也不尽相同.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他们更看重承包权的稳定性、继承权等;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则比较着重土地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提供多样化制度供给,完善土地产权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及其分层效应——基于单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

在我国城市社会,住房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单位制度与住房制度产生交互作用,导致住房产权的获得既有单位因素,又有市场因素.住房产权的获得方式不但影响到家庭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通过居住隔离、子女教育和就业分化产生系列衍生效应,导致阶层的代际传递.     

社会空间的极化与隔离:一项有关城市空间消费的社会学分析

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城市公共空间的住宅化和满足本体性安全的需要、支配性利益和城市发展的逻辑、市场的空间偏好、边缘区域开发与内城区域的重新发展等因素 ,带来了城市社会空间消费的极化、空间的隔离及其生产与再生产 ,形成了城市贫民区的孤岛经济效应 ,加剧了传统城市社区原初归依情感和心理的磨损和销蚀 ,加剧了城市空间消费的社会贫困。     

国外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应对策略及借鉴意义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聚落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大量"老旧贫"社区的存在给城市管理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中国正面临着一场规模巨大的社区整建运动.借鉴西方国家解决居住空间分化和贫困区位化问题的诸多经验,探寻弱化空间隔离、拉近社会距离的社区改造思路和方法,对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消费欲的“符号刺激”与消费力的“结构抑制”——中国城市普通居民消费张力的根源与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为民众的消费欲望正名.先是通过“生活水平话语”,然后是“扩大消费”话语,国家解除了套在居民消费欲望上的意识形态禁锢,居民消费欲望被赋予合法性.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杠杆效应下,居民的消费话语获得了合法的发育和成长空间,相应地,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符号刺激而膨胀.但是,国家所沿用的低成本发展模式却对许多居民(尤其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形成结构性抑制.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劳动者只是被当作廉价的生产者来使用,而不是当作消费者来培养.由于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导致消费领域的双轨化:一边是高收入阶层和政府的消费主义,另一方面是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欲与消费力的失衡.于是,普通居民的内在张力(欲望与能力脱节)转变成外在张力,包括阶层之间的张力(如:仇富)和干群之间的张力(如:仇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战略上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实现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