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农地产权:农民失地问题的解构与前瞻

农民失地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农地产权的二元属性:即涉及到农业用途时,农民享有所有权;而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国家享有所有权,地方政府代替国家行使这种权利.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寻租动机,同时,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由此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大力吸引外资和竞相发展本地经济.这两点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而二元农地产权则使得过分掠夺成为现实.当前条件下,解决农民失地问题不在于极力明晰农地产权,而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产权多元化背景下政府调控的成本分析

产权多元化背景下政府调控高成本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应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与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机构的行为目标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具体表现在寻租的存在、调控制度的不完善、调控机构的内在扩展欲三个层面。在产权多元化背景下,权力从市场淡出,构建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合理设置调控机构及制定规范、透明的调控程序是降低政府调控成本的有效途径。     

农地产权模糊化:—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通过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扩展以及对产权模糊本质的揭示,总结我国农地产权模糊的制度演进与内在逻辑,并分析家庭经营背景下的农地产权模糊及其侵蚀,进而明确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征用权的行使;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农田保护的制度补偿.对“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切断官僚等级制度对土地产权的侵入,从而瓦解职位等级产权制度;改善土地产权的稳定性,遏制土地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 农地流转市场应该逐步转向以农户的完全土地承包权、而不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     

对体制转轨中寻租行为的再思考

在我国体制转轨进程中,寻租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所谓寻租行为,指公职人员凭借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权,谋取超额收入的活动.随着政府官员贪污受贿,金融工作人员侵吞国家巨额资产的案件纷纷曝光,寻租行为已经严重打击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同时,寻租行为也影响了政府各项改革决策的出台和实施,使改革事业陷入困境.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以下分析和思考.     

寻租网络与国有企业的外部人控制

本文假定国有企业利益体系和责任体系的非人格化原因是国有企业资产的公共物品性,而政企不分的利益基础则是对具有公共物品性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寻租的需要.本文主要讨论,国有企业成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官员共同寻租的对象,并进而形成有系统的寻租网络.其中,政府官员的寻租是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利益根源.政企不分及由此而形成的责任体系的丧失、委托代理关系的混乱和监督虚无化,为寻租的维持或扩大提供了必要的通道.由于政府官员控制着寻租的主动性,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由外部人控制的寻租租金来源.     

农地征用中村民代表行为研究——基于博弈分析的视角

理论上说,村民代表制度引入到农地征用过程中能较好地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但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村民代表存在寻租行为,农民利益保护流于形式.文章通过博弈分析发现:村民成功监督概率、村民监督成本、对村民代表寻租行为处罚力度以及对村民代表设计的工资激励机制等是影响村民代表行为的重要因素.文中提出通过加强对村民代表的事前监督,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成功监督概率、增强村民的监督激励,加大对寻租事后处罚等具体建议措施,能够有效引导与约束村民代表行为,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后税费时期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探析

取消农业税步入后税费时期以来,我国农地流转问题呈现新的变化态势。在农地流转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中,仍然纠结于政府干预强与弱、流转时期长与短、经营规模大与小和流转方式主动与被动的两难选择,致使农业发展始终难以走出低效困境。解决制约农地流转瓶颈,需要突破产权主体多重约束,确立农民利益主体产权结构;挣脱"长久不变"不确定性束缚,让农地"承包权"物权化落到实处;改变狭隘农业经营观,让农民合理选择适宜经营规模;纠正政府对流转管理的过度与不足行为,让政府宏观管好与市场微观放活有效结合。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集体所有制一定会阻碍耕地质量保护吗?——基于认知视角的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研究

一直以来,学界多认为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一定会阻碍耕地的质量保护。对此,本文基于浙江和江西的1614份问卷数据,考察了农民土地权属认知的生成机理及其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在当前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民的土地权属认知是农民与农地产权环境交互作用下的认知建构的产物;如果产权环境中的外部干预越少(直至没有干预),农民就越倾向于建构起私有土地产权认知,也就有更强烈的保护耕地质量的意愿;但是,受当前农业比较收益较低的影响,农民的这种意愿未能有效地转化为耕地质量保护的实际行为。由此启示,要保护耕地质量,并不必然要求农地的私有化改革,但须减少乃至杜绝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任意干预,并切实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     

城市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的政府预征土地行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政府预征土地行为在不少地方广为流行。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政府征地更加随意、土地资源浪费、城市化绩效低下 ;政府寻租与腐败机会增多、政府与农民利益关系激化 ;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行措施包括 :明确土地产权 ,加强农民利益保护 ;加强对政府征地行为的监督、约束 ,提高其合法合理性 ;健全土地征用法规 ,规范土地征用行为 ;加强城市规划的统一性和有序性 ,等等     

交易封闭性、资产专用性与农村土地流转

仅仅认识到农地产权制度残缺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是不全面的,即使农地产权明晰,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们也不能期望在仍然主要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农地流转达到较高水平,政府应消除造成农地流转障碍的制度因素而非设计一套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信息不畅、充满风险、买方有限的市场。基于专业化目的的农地流转可能为买方提供获利空间从而增强转包激励,但因专业化而伴随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增加会限制农地流转。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国有化均不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因此,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并非所有权归属的改革,而应是使用权的改革.使用权改革的着眼点是政府应采取明确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及外部环境政策组合,推进农地使用权流转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农地产权、合约选择与制度变迁:一个有关农地租约的历史逻辑分析

本文着重讨论了中国农地产权的性质.正是农地产权的集体性质、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人-地比例关系、农地交易的商业化程度等诸因素决定了农地租约的不同形态.并比较了"马克思-恩格斯范式"与"杜润生-林教夫命题"所展现出来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趋势.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径相吻合,联合产权的租约形式或者合作经济是应当而且必然被选择的.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基础模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今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制度条件。“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成为未来农地流转的基础模式，即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实现土地的“成方连片”，农户对承包权的保有以实现财产性收益。从法理上，以“经营权流转”为基础的流转方式能够适应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股份合作社、土地信托等典型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也能够化解在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与农民失地这一矛盾。     

土地征用的理论分析及我国征地制度改革

土地征用是政府引导土地利用的重要权利。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产权从绝对性向社会性转化,产生了政府的土地征用权。作者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划分了公共利益的层次。通过对土地征用补偿的各种理论依据与原则的分析,认为补偿理论与原则的选择随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我国土地征用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利益的内容、补偿理论与原则的选择与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不适应,文章提出了与当前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征地制度改革思路。     

论“权利财产”下的土地所有权

传统大陆私法中包含了一种以私法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财产形态,即“权利财产”。土地承载着个人的一切财产形式,是私人财产的根基。保护私人财产权最彻底的形式就是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肯定,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就成为了“权利财产”的核心。由于古代中国的集权专制,“权利财产”在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无法生成。经过民国时代的曲折,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引入了西方的私法体系,“权利财产”在法理上可以存在了。但由于土地所有权专属于国家,“权利财产”在我国失去了根基,这成为我国不动产领域——城市房地关系矛盾的最重要原因。     

资本下乡、要素置换与农业生产体系转型

农地集中和农业生产职业化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逐利的基本条件,因此,"资本下乡"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生产方式的转变和雇佣制度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身份的蜕变和"大资本"功能的转换,管理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农业企业对"职业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管理等方面.目前,在"资本下乡"引致农业生产体系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环境污染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农民与农业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应有权益,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面临财产权、生存权、参与权、知情权、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形,这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官员考核机制、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征地程序不透明以及权利救济制度不通顺等制度性缺陷有密切关系。因此,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交易制度、明晰其产权主体、征地程序公开透明化和完善纠纷救济制度是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重要举措。同时,政府还应为失地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公共产品。     

农地入股合作社利益分配的法律解析

江苏、山东等地的地方性立法将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但是实践中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普遍采取的“固定收入＋浮动分红”式利益分配规则,却明显不同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主要按惠顾返还”的分配原则。这不仅给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定位及其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调整的合理性带来了困惑．而且还产生了基于“固定收入”形成的债权为何能够突破债的平等性、具有优先于普通债权的法律效力的困惑。如果以社员惠顾为视角,不仅困惑得以解析,而且还可以理顺家庭承包地入股的法律性质、土地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与利益分配规则之间法理上的逻辑关系,促进农地入股合作社各项法律制度的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