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及成效

独立以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领土的完整、边疆的和谐,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措施。这些措施也让印度中央政府实现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但是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不仅仅只是实现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目标,边疆地区的反响也是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成效的主要反映。而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予以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不满。     

东北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我国东北边疆位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有广泛的地缘利益,并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因此,东北边疆文化治理问题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族交流交融程度低、西方价值观念渗透严重以及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强化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东北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较低.出台惠民经济政策、普及汉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抓住学校教育主阵地、增进民族文化提炼和发展,是各民族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的关键.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边疆政制设计方案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旧有政制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阻碍,一大批知识精英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立论依据,分别从边疆旧制变革、边疆自治、边疆人民参政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边疆政制方面治理改革方案,并试图以此来提升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虽然有些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大部分方案或多或少地为当年及以后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新时代中国边疆国土空间开发理论模型构建——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分析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特征。“一带一路”使沿边开放从周边国家扩展到欧亚大陆，使中国边疆地区的各级城市、经济区与产业带和边境口岸等各类边缘增长中心的外部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包含边疆、内地和“一带一路”六大走廊沿线国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拓展到边疆和内地本身存在人口集聚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带来的工业用地指标调整、一般通用技术（信息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渗透带来的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带来的转移支付，通过边疆与内地名义工资差距、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投入的份额、土地收入作为对当地居民收入补贴和边疆地区转移支付补贴等参数变化，揭示优化边疆国土开发空间经济机制与理论路径。     

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

跨境民族问题是影响边疆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多跨境民族国家,而且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深入探讨跨境民族问题,对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边疆治理视野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探析

在边疆治理中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认同整合进行研究,事关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文章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三个方面进行探析,对于多民族国家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屯垦西域与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研究

西域在唐代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唐廷将西北边疆安全体系建设放在高于其他边疆地区的位置上.在安全体系中,以屯垦固边为先导,以屯垦管理制度为保障,以屯垦文化为后盾,有效构建了西北边疆安全的体系.因此,较之汉代,唐朝出现了"东则不及,西则过之"的盛世局面,基本消除了西北边患,从而使丝绸之路畅通东西,唐朝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清朝遣戍制度与边疆经济发展析论

遣戍制度是清朝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移民措施。清朝的边疆开发,对于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对维护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遣戍制度对边疆农业生产、戍边稳边、采矿等提供了人力,促进了边疆的商业繁荣以及与内地的贸易来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遣戍者中的文人,也成为推动清朝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

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都是交由普通教育机构或相关治边部门统一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以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司的创设为标志并随着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而被国民政府逐渐重视并加以完善起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国民政府行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育科股或专人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校各项事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监督机构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工作的主要部门。     

从异域到边疆:民国时期对云南的经营

民国时期加强了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以其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本文通过民国时期对云南经营的探讨,从交通通讯网络、国家认同形塑、民族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评估民国西南边疆经营策略的成效,并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对于建立统一政治行政体系和国家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实施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边疆教育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公民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观念、促进文化交流、提高边疆民族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此,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法令法规、计划措施在边疆教育中实施公民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得各民族了解现代公民知识,增强爱国意识,对开发边疆、巩固国家的统一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成效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