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渗透着他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观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并能加深我们对于现代共同体生活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论正义与友爱对政治共同体持存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只有在政治共同体当中人才能实现其作为＂政治动物＂所具有的潜能。那么,是什么维系着这种政治共同体呢？亚氏在《政治学》等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答,他认为,其中正义与友爱是政治共同体必备的两个关键因素。正义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石,它可以衍生共同体运行所需要的各种规则;而友爱则是政治共同体的黏合剂,也是正义的基础,它可以使政治共同体得到更加美好的发展。     

查尔斯·泰勒共同体概念的生存论考察

查尔斯·泰勒是当代西方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泰勒的共同体概念是对近代以来共同体意义失落的忧思，是对文化多元主义时代之承认要求的高度关注，是对人类和谐政治生活的积极筹划。对泰勒的共同体概念进行生存论考察有助于我们反省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生活以在理性而冷静的践行中走向美好未来。     

政治社会与人性还原：卢梭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前提

卢梭以其政治-社会共同体来批判现实社会、政制及人性。卢梭式政治-社会共同体以人类的自然生活为前提,但它的实现又以克服自然生活为基础。在卢梭社会思想中,自然生活与政治生活相互对立。因此,探寻卢梭社会思想的意义以＂还原＂卢梭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尤其是以对共同体的人性还原为基础。对后者的阐发必然涉及人类心灵机制的自我演化。从此出发,卢梭社会思想为当今人类生活提供了一种启示。     

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分析

＂市民社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由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开创并加以初步发展,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实行共和体制下的城邦公民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思想家、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拟从＂市民社会＂一词的起源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各自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来探讨和把握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悲剧“卡塔西斯”

将＂卡塔西斯＂说置于《诗学》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中,以政治哲学为论域,可以凸显悲剧对个体的净化、提升、认识真理的作用,以及悲剧对城邦、社会的政治哲学作用,并由此提出一种阐释,即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作用是对雅典城邦政治中个体与群体紧张关系的一种弥合与超越。     

闲暇的政治意蕴——基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分析

对于亚里士多德闲暇思想的研究,以往我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其闲暇思想的伦理、教育及文化学方面,实际上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闲暇思想有着更多的是政治意蕴,在其政治哲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揭示出闲暇思想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的地位、闲暇的政治意蕴和特点以及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如何经营闲暇生活。     

从修辞学角度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想与现实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看作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又把它与伦理政治科学联系在一起。正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是把握似真性意见并通达知识的方法路径一样,修辞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来说,是把握政治生活似真性意见并通达政治真理的方法路径;同时,由于政治生活的似真性意见的实践意味,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同样指向他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相对辩护,并寻求对之的实际改善。     

亚里士多德理想城邦构建思想探析

在古希腊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较早思考理想城邦问题的哲学家。在对待如何构建理想城邦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有许多思考,包括“公正”是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教育使城邦成为团体而达到统一,并提出了包括当政者要注意细节讲诚信、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城邦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并要实现自给自足、凡是对城邦共同体有卓越贡献的人理应在城邦中享有更加显赫的地位、城邦各部族间的失调易引发内乱、城邦的至善是不使城邦毁灭以及共同的文化活动使人们获得集体认同感等构建理想城邦的七大途径。探析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构建思想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纯粹经济范畴内的“阶级”界定——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考察

马克思对＂阶级＂有多种用法,但并未对＂阶级＂下过明确定义。通过文本考察可以发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主体与承担者,是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群共同体。＂阶级＂区别于＂等级＂,阶级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而等级是一个政治—社会概念,等级是阶级的前史。＂阶级＂也区别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阶级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而阶级意识是标志阶级随着生产发展而趋于成熟的程度,阶级斗争则主要指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包含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等。所以阶级不是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范畴。     

古希腊悲剧功能的诗学阐释——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是关于悲剧功能的权威诗学解释,黑格尔的"和解"说和尼采的"形而上的慰藉"说都是亚氏诗学解释的展开和延伸。文章以被亚氏誉为悲剧典范的《俄狄浦斯王》为参照,讨论亚氏、黑格尔和尼采等人对悲剧功能的阐释,以期加深对古希腊悲剧的观照和理解。     

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哲学解读

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生活化需要从哲学层面进行解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完善的最终目的入手,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促进人的发展完善有着积极作用。     

亚里斯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莱辛的《汉堡剧评》不只是一部普通的18世纪戏剧评论集,它还特别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因而处于《诗学》解释史上古今交汇的关键时间点。本文从分析莱辛"以亚里斯多德说明亚里斯多德"这一解释学原则入手,试图在现代语境中揭示这一原则对重启《诗学》根本精神的再理解所具有的非凡意义。莱辛的独特主张和亲自实践,使他对《诗学》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局限于《诗学》本身,而是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整体特别是与《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建立了有机联系。这是对现代《诗学》解释传统的重要修正。这一返本开新的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恢复认识《诗学》与人类情感(特别是悲剧情感)的本然关联,与政治和伦理的对话关系,以及对改善人心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     

幸福政治学论纲

幸福一直以来是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现在要进入政治学的视野.从正义论到幸福论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换,这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学,是政治学研究的返本归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解放与幸福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与法律是为人的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学从属于伦理学.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丹王国以国民幸福感作为评价政府工作的基准,开启了实践幸福政治学的先例.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幸福为本位的发展思路,则创造了在东方大国推行幸福政治学的良好开端.     

亚里士多德论道德责任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只对故意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故意的行为并不以符合倾向为必要条件,也未必是符合理性选择的行为;它不能是出于无知的行为,也不能是由于外力的行为。品格产生于行为,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品格也负有责任。本文结合个别术语的译名问题,以《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优台谟伦理学》为中心,试图澄清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责任理论,并指出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试论亚里士多德对盖伦医学的影响

盖伦医学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一座医学大厦。亚里士多德对盖伦医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既有研究方法上的影响,又有具体观点上的影响。盖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经验观察法与逻辑演绎法。盖伦在解剖学上的成就,既与他重视了亚氏溜下的大量动物解剖学资料有关,也与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从事医学研究有关。盖伦遵循亚里士多德天地回轮的设想,提出了血液运动潮汐说。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盖伦灵气学说的哲学基础,其三种灵气思想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灵魂学说。盖伦的目的论思想,也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     

论阿伦特的霍布斯

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不同的面目而复活,并且在这个世纪强势延续。作为20世纪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同样也从自身的理论角度解读并批判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旨趣。本文综合考察了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解读,并且围绕这两个依旧晦暗不明的问题展开思考:如何理解和评价阿伦特的霍布斯解读?这个解读与阿伦特政治思想本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教育阶段论的理论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具体是分三阶段来施行,首先是进行人的植物灵魂与动物灵魂培养,然后进行人的理性灵魂的教育,最后达致善与幸福。其教育的阶段论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有如下启示:教育的目的不是应试,也不仅仅是为了职业,而应侧重公民教育和生活教育,要重视理性教化传统,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