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漫议“格物致知”学说之中外古今命运

一中国人的知行统一、行高于知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探究并利用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格物致知”之学。为具体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以人的理性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提供了实证的工具或方法。早在古老典籍《大学》中,就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说,要获得知识,就须探究事物;探究事物之后,该事物的知识就到手了。显然,“格物致知”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命题,含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但《大学》仅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没有作出充分解释,宋明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工夫的哲学意义及其限度——兼议《儒家功夫哲学论》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工夫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致知过程，还是德性践履，都关乎工夫。其二，工夫又与本体相关，这一关联中的工夫主要指践行活动或人对世界的广义作用。工夫的实质在于“做”或“做事”,本体则表现为“做”或“做事”的内在根据。哲学之为哲学，需要从道、智慧的角度去理解，应当避免因过度强调术而导致从“道”走向“术”。从总体上看，工夫侧重于有意为之、勉力而行，这与不思不勉、自然中道的道德境界有所不同。人在社会中的创造活动，具体表现为一个工夫的展开过程。人以工夫为作用、做事的方式，同时也使工夫具有参与人的成就之意义。     

道德知行离合测度数学模型拟构

道德知行统一是道德建设的追求目标 ,科学客观地评价道德知行状况是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目标的重要保证。应用道德知行离合测度理论测量道德知、行的离合程度 ,能够使测度值更科学、更趋于真值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道德知、行离合程序 ,提高德育绩效 ,更好地实现道德知行统一的目标。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何桂珍理学经世思想探析

清代名儒何桂珍,秉承程、朱理学精髓,讲求“内圣”,更讲“外王”;注重个人躬行实践,竭力把注重个人修养和求得道德完善的做法推向社会,直至帝王。其目的既在于解说和传播理学,更在于研究现实和拯救国势。他把宋明理学思想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统一起来,丰富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其思想虽受时代局限,但不乏很多的现实借鉴成分。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及其启示

宋明时期儒学理论形态从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型,道德教化的路径从“外烁型”向“内化型”的转型,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导力有借鉴意义.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理论革新中形成的“心理合一”、“物我合一”、“情理合一”、“知行合一”的道德教化思想启示我们,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出发,要使核心价值观保持应有主导力,在思想内化的路径上也要实现多方面的转型:要从立足抽象的宏观的超群的对象向立足具体的当下的个体自主的对象转型；要从突出为国为民的理想境界向为国为民与为家为已并重的现世境界转型；要从着眼为了抽象的未来的整体的利益向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的利益转型；要从“崇尚先进”的圣贤路径向“凡圣平等”的世俗路径转型.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有其存在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也是如此。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可以为当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经历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繁荣和嬗变阶段。本文旨在阐述这一发展大势,以就教于同人。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