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城镇历史沿革研究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古代城镇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置,另一种是由“圩”、“场”和“墟”等发展演变而来。两个三角洲的城镇都处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有效管理之下,县与府(州、郡)由中央政府统一设治,农村则实行乡里亭与保甲制度,农村中的市镇与圩市主要由乡族势力控制,部分重要市镇由封建王朝控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后,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工商业、手工业发达,先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区。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主要分布在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方、沿水陆交通线、沿海、大城市周围等地方。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两宋,其商品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虽然当时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但宋代商品经济无疑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坊市制度的打破,商业大都市的形成,草市、墟市的繁盛与经济型市镇的崛起,商业活动的活跃,坊郭户籍的出现,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商税比重的增大,都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封建国家惠商政策的实行以及宋代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富商大贾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明清陕北市镇初探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推动下,陕北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较有特点的市镇,按其形成原因可划分为交通型市镇、军事型市镇、边界型市镇,据其经济层级又可区分为标准市镇、中心市镇和地方城市。战争平息之后,这些市镇的存在与兴衰,主要与地域经济有关。     

明清时期江西一个典型的手工业市镇——宜黄棠阴镇经济结构分析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市镇的勃兴与繁荣现象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重视,研究者从各个不同侧面对这些先进地区的市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果。然而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如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内地省份的市镇,除了一些比较大型的以外,大多数市镇却少有研究。为此,笔者选择了江西地区夏布业中心——宜黄县棠阴镇作个案研究,希冀通     

明清山西市镇经济初探

市镇,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镇经济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明清以来,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山西境内市镇经济也空前活跃起来。其中,大致可分为商业型市镇、工商型市镇、农产品集贸市镇等几个经济类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市镇工商业中已经出现了拥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并在日常文化生活中,也出现了与封建习俗相冲突的因素,说明了市镇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通过对山西市镇经济的研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研究会有促进作用。     

近代潮汕侨批与墟市的发展关系刍议

近代以来,潮汕侨批发展迅速,形成了覆盖各城乡地区的经营网络,并与传统的墟市体系相互交织。近代潮汕的墟市数量在民国后期也出现了激增的现象,隐然呈现向现代转型的迹象。在潮汕墟市缓慢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海外华侨寄回的投资性汇款和捐赠性汇款,以及大量批业商号的进驻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侨批汇款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赡养性汇款,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规划与城市定位研究

选取相关指标,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六市的三大产业。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三大产业地区间发展失衡现象较为严重。单独而言,第一产业基础较好,但生产水平较低;第二产业效率尚可,但整体规模较小;第三产业发展一般,旅游业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比较分析鄱阳湖六市可见,南昌、九江的三大产业发展比较均衡,整体水平处第一层次;景德镇、鹰潭、抚州、新余四市除抚州在第一产业得分最高之外,其他得分都比较接近,与南昌、九江存在较大的差距。故应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养殖业和苗木业;协调工业有序发展,避免同质竞争;大力推进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提升南昌、九江的核心竞争力,发挥其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整个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快速发展;景德镇、鹰潭、抚州、新余四市应依托现有的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试论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动趋势

广东省自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在这基础上,政府进行了以市带县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工作,增加了建制市和建制镇。因此,近年来,市、镇人口有了快速增长。本文就广东省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某些特点和变动趋势作些分析,并对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一、市、镇人口变动特征 1.市镇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城镇化水平有较大提高近几年来,广东省的市镇人口增长迅速。从1982年7月1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至1985年底止,市镇人口从1104万人增至1877万人,三年半期间增长70％,平均每年递增16.37％。这是广东省解放以来市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例如,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     

明清时期苏州府专业米粮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江南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起着推动国内外市场与商品流通和发展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备专业化趋势的市镇。而苏州府作为这一区域的典型代表,也勃兴出专业的米粮市镇,并一度成为全国的米粮流转中心。因此,对于苏州府米粮市镇的实态分析,将有助于探寻市镇的专业兴衰,显现市镇经济研究态势,也有助于江南市镇研究这一领域的不断深入。     

把抚州打造成文化产业发展强市——抚州文化产业发展方略研究

抚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为当今发展文化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抚州市为把文化名市打造成文化产业强市,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抚州要做优做强做大文化产业、打造文化产业发展高地必须多管齐下,重点要在大范围引进和培育创新人才等七个方面着力下功夫。     

粤港澳地区形成全国最高经济梯度区域地位的历史探源

粤港澳地区并非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展高梯度区和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其作为全国经济发展高梯度地区和商品经济辐射源地带形成,当从明代开始,并在晚清民国时期进一步成熟,发展为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的全国最高经济梯度区域。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把握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区域市场成长的特点,乃至全国区域经济成长和运行的客观规律,都将大有裨益。     

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研究

珠江三角洲的稻田养鸭生态模式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经典的稻田养鸭模式。传统的养鸭模式有一套特殊的技术体系,施行先进的人工孵化技术、饲养特定的鸭品种,根据水稻生长情况和稻田害虫发生规律分批放鸭群,养鸭在除虫的同时又起到中耕除草的作用。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专业的鸭船进行规模化的养殖,同时还形成了利于稻田养鸭模式的地方社会制度。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江苏省仪征市明代末年“寤园”位置考

明代末年,计成在仪真县的西南部钥匙河上的新济桥附近设计、建成了“寤园”,“寤园”在清代已经被毁坏。由于河流改道和其他原因,“钥匙河”“新济桥”以及“寤园”的位置长期以来无法确定。考证结果表明：今天的金斗河东段就是古代的钥匙河南段,“新桥”的位置就是明代的“新济桥”的位置。“寤园”的位置应该是长江北侧、新桥以西,从“花园庄”向北直到“美人石”“花园跳”的一大片区域。     

需求波动、营商环境与企业的研发行为——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

通过建立企业研发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发现,面对外生需求的波动,不同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的研发行为模式,而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造成的.利用2005-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需求波动如何影响2个地区企业的研发决策行为.结果表明:面对相似的外部需求波动,珠三角的企业比长三角的企业更加敏感,珠三角的企业既不愿意参与研发,也不愿意增加研发投入,而波动对长三角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结合理论模型与统计数据,得出长三角拥有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造成相似需求波动下两地企业研发行为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明清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及其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是北京古代休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时风俗的转变给北京休闲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明万历以后的北京民风追求物质享受和游乐。清前、中期开发了“三山五园”,茶馆、酒楼、会馆、庙会、风景游览地等蓬勃发展,商业剧场开始出现。由于内外分治政策,外城西区在各类休闲地的建设方面处于北京各区前列。清末,京剧形成,而园林等休闲地受到外来侵略军的破坏。从甲午中日海战到清亡之间,北京进入吸收西方休闲文化的发展阶段。清末北京公园和动物园开放为市民公共休闲空间,是北京休闲史上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