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假设:主、客体关系

不同理性包含不同的主客体关系假设。工具理性的假设是主客二元对立 ,它赋予工具理性能有效地操作客体 ,但工具理性却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儒家理性的假设是主客合一 ,但它使人在面对客体的约束时无能为力。交往理性的假设是通过真诚的交往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上达成共主体关系。它能克服工具理性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状态 ;但这种借助语言的交往无法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 ,要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待于理性的进一步发展。     

论法德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法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主要来源于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其核心是唯理主义。唯理主义偏好意图伦理、信念伦理和价值理性。它相信人的理性能力的无限性,但一直秉持怀疑主义的原则;它喜欢革命与变革,坚决反对传统,主张革除习俗与惯例,但它又喜欢对社会与人的改造,相信人性的无限可完善性。它所秉持的这些观念极易将其价值当作现实去推行,从而导致恶果,因此需要对之进行限定、划界,方能发挥其作用。     

心理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与整合

科学主义追求工具理性;人文主义则更多的关心价值理性.心理学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其在科学价值观上产生了严重分裂,这种分裂阻碍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只有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结合起来,建立多元化的理论模式和多层面的研究途径,才能保持其应有的本性,促进其健康发展.     

在高度复杂性条件下重新审视理性

理性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获得的一项伟大发现,特别是经历了启蒙运动后,工业社会走上理性建构的进程。在现代生活中,人的一切对他人造成影响的行为,人的一切集体行动,都被要求包含着理性。但是,理性的进化却走上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方向,以至于价值理性和经验理性衰落了,也引发了诸多消极后果。经验理性是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理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仅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中,而且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中国经常使用的政策试点这样一种政策生成模式,就是对经验理性的应用。现在,人们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已经不再在人的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选择以及一切行动都应当重视经验理性的功能。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理性之蚀的审美救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研究

理性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当它发展成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却给人类带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们认为理性在近现代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并异化了人性.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理性带给人类的危害出发,展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并力图通过审美救赎来恢复人的真正理性.     

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

价值理性是目的或价值的理性化，工具理性是工具理性化和理性工具化的统一。价值理性离开工具理性往往会异化嬗变为工具非理性。而工具理性也会异化造成价值非理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理性异化，促进人类自由的发展，必须确立价值相对性的理性新境界。     

现代性的理性偏向

现代理性偏向,工具理性膨胀,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性危机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病象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必须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整合.     

主体性原则与现代人的价值理性

主体性原则是近现代理性哲学的一块基石。它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站在主体的立场上,用作为主体的眼光去审视作为客体的对象,并思考在与客体的关系中“应如何”的理性原则。由于现代人对主体性原则的误读与滥用,使得人的价值理性日益萎缩和边缘化,从而导致价值理性的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只有当人的主体性原则回归于价值理性,将追求幸福与追求美德统一起来时,才能把人从现代性的陷阱中拯救出来。     

主体需要的合理性是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标准

在当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复杂,相应地,价值冲突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就十分重要。而价值论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争论较大。本文强调主体需要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从主体需要的内容、程度、满足需要的目的和方式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合理性,并阐明主体需要的合理性是衡量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标准,主体需要合理性的限度确定了价值判断合理性的限度,以期为人们正确对待多元价值和价值冲突提供理论说明。     

对技术化生产背景下煤炭行业单向度思维的反思

在发达工业社会,人对技术的依赖形成了近乎崇拜的“技术拜物教”,在此思想背景下,人变得越发“单向度”,虚假需求遮盖了真实理想。技术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理当守护人的“革命的本钱”,因此,应当抵制虚荣的发展观,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经济利益与沟通理性之间的关系,拯救正在或将会步入单向度的人。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近代中国人权观念只是对西方人权观念的移植。然而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轫、发展却有自己特殊的逻辑。在西方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人权观念,在近代中国则被视为追求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理性。当人权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时,其价值内涵就很容易融化于社会改造或革命实践中而被忽略甚至被舍弃。近代中国现实救亡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内在紧张,淹没了人权的价值意义,也导致对人权观念的追求始终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口中和笔下。而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并没有引起真正的人权觉醒和人权意识。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及启示

西方对科技异化的批判已形成危险的思维定势：把科技等同于工具理性本身,不断放大科技活动的负面效应,甚至否定科技本身。这种“等同”与“否定”,丧失了扬弃科技异化的实践根基。必须用辩证实践的眼光审视科技,把握扬弃科技异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当代中国既要大力发展科技,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核心立场,防范科技被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成工具理性。     

对哈贝马斯理性重构的解读

论述了启蒙以来的理性曾带给人们现代性的乌托邦,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人们对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本文指出,哈贝马斯没有放弃理性而是以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捍卫现代性。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权与理性的法理言说

人权是人类具有理性思维之后的选择性产物，人权的发展以理性为主轴而形成相对完整的人权之链。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频繁交涉，理性轴承功能逐渐消退，人权发展的理性图景呈现出模糊性情境。为此需要超越传统抽象理性假定思维模式，通过实践性和关系性的商谈理性达成理性基础上的人权系谱共识，并通过自治论据、共识论据与民主论据等予以证成和推进，以迭致破解现代人权迷途理性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