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苏舜钦的教训——对一桩宋史旧案的重新检讨

苏舜钦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在"进奏院狱"发生前,他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庆历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也为他提供了一展抱负的舞台,但"进奏院狱"却使苏舜钦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进奏院狱"不能被简单说成是一起冤案,对此案应该有法律、政治和文人伦理三重解读向度.苏舜钦生前也把此案看作自己的人生教训,对连累好友深感后悔,但是他本人却始终没有调整好面对贬谪的心态,心灵上的紧张并没有得到真正释放,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其命运的悲剧性.     

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

"进奏院案"是苏舜钦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促使其诗歌创作转折的重要事件。苏舜钦前后期诗歌创作,无论在取材视角、情感状态、还是在诗歌观念、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北宋文人党争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缩影。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厦门五·二五破狱”绝非左倾盲动

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福建省委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震惊全国、轰动海外的厦门破狱事件.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厦门五·二五破狱"是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参加组织与领导这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狱市" 试释

"狱市"之名,首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狱市"究竟是什么,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解释.陈直先生认为"狱市"就是汉代的"大市".近年,李根蟠先生撰文,认为"大市"与"狱市"不是一个东西;"狱市"即"市狱",是"狱"与"市"的合称;但有的时候,"狱市"和"市狱"又是一个专名,是汉代犯人行刑和服役的地方.近有施伟青先生撰文,认为"狱市"之"狱"从"确",是汉代政府"管理市场贸易活动"的机构.笔者认为,就"狱市"善恶"并容"的功能来看,它显然与汉代民间涉及刑罚的重大纠纷的法外仲裁有关;而"狱市"之得名,则与曹参治齐,于市中为民间涉及刑罚的"私了"提供的专门场所有关;"狱市"和"市狱"是两个各自意义不同的专名.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关于五代马步狱的起源及演变

马步狱亦称马步院或马步司狱,是五代宋初地方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与监狱制度。马步狱起源于唐中后期军府设狱以侵夺地方司法刑狱权,最初只是节度等使府军候狱之一种。唐末五代随着藩镇属州作用的增大,以及马步军司在州军中地位的提高,遂致"诸州皆置"。宋初马步狱去军事化的改革,成为北宋地方司法鞫谳分司与翻异别推独特制度的直接渊源。马步狱是推动唐宋之际地方司法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     

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颐与大文学家、四川人苏轼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述云: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双方互相攻讦,矛盾尖锐。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所以历来学术界对于程、苏之争甚少关注。但是,苏轼反对理学家程颐,同他作为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如何看待“人情”,同样也是     

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与学术倾向

《盐铁论》是据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纪要所作的再创作,它以"春秋"笔法反映了西汉中期儒生与文法吏之间的政治对立,成为后世王霸之争、义利之辨的政治标本。北宋时期,在偃武右文、寻求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士人群体对于《盐铁论》的接受呈现出多元特征。早期多倾向于文学意象、历史典故层面的接受,同时亦注意《盐铁论》中资政类目的借鉴。在熙宁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士人借古喻今,以书中"贤良文学"、"桑弘羊"的符号表象,诠释自己的政治见解,映射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北宋关于《盐铁论》的诠释、接受特征,体现出彼时学术的演变倾向、发展脉络。     

童贯曾任"宣抚使"而非"宣徽使"

童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曾担任陕西等地的"宣抚使",而<宋史·贾炎传>及<大金国志>却误作"宣徽使",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官,应予以订正.     

为"网络公众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

近来,伴随着网民聚合于网络平台,对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一系列事件表达其态度和倾向时,用以表达这种现象的"网上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也正在得到媒体及社会的认同.由于社会学语境中的collective behavior一般被译为"集合行为"、"集体行为"或"集群行为",而"群体性事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暗含负面评价的倾向,因此,"网上群体性事件"则有可能造成对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污名.本文通过"群体"概念的辨析,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互动异质性的分析,利益冲突的诱因以及不同传媒手段产生不同社会团体等方面的考量,认为应当赋予网民的这种行为以"网络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科学、适当的.     

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北宋“庆历之际”①,是宋代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 ,涌现出为数众多的优秀人士。他们不仅使该时期成为宋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繁盛期 ,而且成为宋代历史上士人精神风貌最为振作的时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谠言正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 ,不仅给当时的士林以极大的震撼 ,而且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一　　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宋史·忠义传序》有云 :“士大夫忠义之气 ,至于五季 ,变化殆尽。宋之初兴 ,范质、王溥 ,犹有余憾 ,况其他哉 !艺祖首褒韩通 ,次表卫融 ,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 …     

北宋变法派首次分裂问题试探

熙宁七年北宋变法派内部的首次分裂,主要源于具有同等资历的曾布和吕惠卿同朝共政时期的职位变动及权力之争,而市易违法案的发生,直接促使变法派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变法派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了王安石、曾布和吕惠卿等人的政治浮沉,更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和北宋后期政治走向的大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

从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的角度来探讨《水浒传》与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水浒传》与北宋党争之间主要存在三方面关联:首先,《水浒传》作者感情倾向倒向元祜党人;其次,《水浒传》存在的“尊北黜南”的叙事模式与北宋新旧党中存在的南北之争相对应;再者,《水浒传》存在多处否定新党的言语。     

朝鲜李朝末年教案探因

朝鲜李朝末年是基督教迅速在朝鲜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教案迭起的年代。从导致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礼仪之争、党派之争、外交之争，其典型代表是“辛亥邪狱”、“辛酉邪狱”、“丙寅邪狱”。具体分析三类教案，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是导致李朝末年教案迭起的基本原因，而西方传教士对朝鲜国家事务的干涉才是其主要原因。     

"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

1995年,有感于中国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学术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折射着百余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论题,人们有理由期待着取得较大的学术实绩.但遗憾的是,持续了三年多的争鸣很快降温,具有实质性理论突破的学术成果似乎并不多见.     

清代乾隆时期广西的“文字狱”

清代乾隆时期,"文字狱"的情况各有不同,这于发生在广西,或与广西有关,或波及广西的"文字狱"狱案中可反映出来。乾隆初期,文网宽疏,对文字之罪的处理较为宽大;乾隆中期,文网密布,"文字狱"狱案频发,处理严酷,发生在广西的狱案就有数起;乾隆后期,从乾隆帝对一宗始发于广西的"文字狱"狱案的宽大处理可看出他在处理涉及民族宗教问题案件时的谨慎,也反映出当时因形势所迫,朝廷无力苛求文字,文网弛禁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