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学渊源新论——孟子与汉代《诗》学渊源的地域性考察

汉代《诗》学渊源问题是聚讼千载的公案,素来学界多将之归于荀子,而于孟子的传《诗》之功却鲜有置喙。但是结合最新考古成果、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影响先秦两汉时期《诗》学发展的地域文化因素详加梳理却会发现：先秦时期至汉代初年,孟子的活动场所与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与共同的传承者,不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汉代《诗》学中呈现出的诸多宗孟面貌提供了合理解释。换而言之,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汉代《诗》学导源于孟子的倾向明显。     

《论语》、《孟子》构词法比较

《论语》、《孟子》构词法比较欧阳国泰《论语》和《孟子》两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汉语的主要特点，对后代汉语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语法著作论述了两书语法上相同的特点，而笔者却发现两书在构词法和句子结构上大致相同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因为篇幅的关...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白居易《论语》《孟子》思想论析

白居易"世敦儒业"的家庭环境,科举考试中的"连登三第",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与积极参与,都使《论语》《孟子》对白居易儒家思想人格的确立和生存哲学的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正构成了白居易生命的底色和根本。     

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学的转向,实则发生于洪武朝,而非永乐朝。     

“子”在《孟子》中的用法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本文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文章用充分的例句分析了“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同时还就《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     

牛运震《孟子论文》探析

清代经学昌盛,从义理、考据层面研究《孟子》者众,硕果累累。同时有一批学者打破常规,专门研究《孟子》之辞章,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牛运震是清代较早倾力于《孟子》辞章学的学者,其《孟子论文》从文法章句、语言修辞、论辩技巧等角度,全面观照、全方位审视《孟子》的文学成就。评点精准,见解独到,影响深远。同时留有重微观点评,轻宏观评述的缺憾。     

《孟子》刍议

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典范之作,《孟子》一书在思想性上优于《论语》之处,主要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民贵君轻”观点的确立。就艺术性而言,《孟子》一书长于譬喻,语约而意尽,论辩气势磅礴,技巧高超,此皆为《论语》所不及。《孟子》一书的成就,既归因于孟子本人的气节和抱负,也得力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则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诗序》尊废之争与儒学嬗变

"毛诗序"因其对儒家元典的经学阐释而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而历代解"序"又被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关键词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河汾之学与初唐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续《六经》以绍儒业,并于龙门开筵讲学。受王道观念的影响,王通的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功利特征,如对《诗经》的阐述及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上,王氏皆以儒家政教观作为衡量的标准,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此外,河汾之学也深深地影响到唐初文学观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即唐初史家、政治家对王通经世致用文学观的继承;受一定的家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王绩、王勃等人的文学追求既有家学因素,又呈多样化趋势。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