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与19世纪清小说的译介

19世纪是清小说英译的发轫期。译者以驻华外交官为主体；英译动机是为了提供语言学习材料，传递适合英国文化和经济扩张政策的价值观及帮助了解中国；英译的基本策略为摘译、节译、编译和改写。英国汉学家对清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英国汉学的开拓与发展；有助于西方正确理解中国；为清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系统打下坚实基础。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考证、辨识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英译清小说的主要作品、译本与翻译特点，评价其功过得失与学术影响，无疑对于丰富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研究不无？益。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的西传与回溯——以荷兰高罗佩《迷宫案》为例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语创作的二十四种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第二种,也是由他亲自翻译为中文的唯一一种.高罗佩西传与回溯狄公故事的实践使中国公案小说在改良中得以重生,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展示中国刑律制度和广博文化的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官陈来元也将<迷宫案>译介给中国读者,完成了该小说的二重回溯.漫长的跨文化传播历程使<迷宫案>小说及狄公形象得到多重阐释和想象,使之成为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西传与回溯的成功案例.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比尔·波特的禅诗英译心路历程

作为一位被中国禅文化和隐士文化深深吸引的西方读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比尔·波特将自己后半生献给了修禅译禅,并通过中国禅诗佛经的翻译逐渐走入中国读者视野之中.与其他译者相比,比尔·波特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禅修不仅直接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理解,这种生活经历和信仰取向也同时影响了其翻译之“道”,并最终实现了最佳的结合模式.     

中国典籍外译:“逆向翻译”与“直接翻译”——一项基于《文心雕龙》英译的比较研究

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应主要着眼于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语言能力,而不应过多强调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中国译者的“逆向翻译”和汉学家的“直接翻译”都是中国典籍外译合理有效的翻译方式.     

中国蛇文化生成之我见

蛇的影子几乎存在于世界各种文化之中 ,不管是希腊神话还是玛雅文化。然而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几乎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民族中都能找到蛇的影响力。殿堂壁画、廊柱雕刻、小说戏剧、古代神话 ,无一不存在着蛇的形象。最有特色的蛇文化现象当属《山海经》这一古书中的记载。此书通篇仅三万一千多字 ,而蛇的影子几乎贯穿了始终 ,不仅有以蛇命名的蛇山、蛇水、蛇谷、蛇谷之山等地名 ,蛇的种类及色彩也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有赤蛇、黄蛇、鸣蛇、化蛇……一头两身之蛇、人头蛇身之人、一身九头的相柳氏等等不一而足 ,令人心悸。这些蛇…     

《论语》的“天下”多元化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先后传播由外交官、传教士、汉学家所翻译的三个《论语》英译本,即Leonard A.Lyall的The Sayings of Confucious、苏慧廉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与阿瑟·韦利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分别代表了中国典籍西传时的三种翻译主体:在华外交人员(Lyall)、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职业汉学家(阿瑟·韦利)以及两种译本性质:前两者为通俗读本,后者则体现出严谨的学术色彩,以公平性与思想性为原则,向"天下"传播中国文化元典《论语》。     

图腾崇拜与龙崇拜之比较研究

图腾崇拜与龙崇拜之比较研究苏开华龙究竟是何物？在以往关于龙文化的林林总总的各种解释之中，最权威、也即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便是“图腾说”。图腾学说是个舶来品，这种学说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契合起来大可怀疑。本文试图对图腾崇拜与龙崇拜作一比较，来...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论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及其审美建构

“情境”作为一个现代诗学概念，可融中国古典的“意境”和西方的“戏剧性处境”等观念于一体，它可指现代诗吸收小说、戏剧等文类要素而呈现出的文体混合倾向及其包容性品质，还可指现代诗采用的客观化、非个性化的知性抒情策略。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建构可分为拟态化、场域化和戏剧化三种类型。“拟态化”的实质是诗人将自我情感客观化，并在自我与外物、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一种相应相通的情感契合关系。“场域化”特指诗歌吸收绘画艺术的表现功能，将抒情主体在时间流程中的思想或行动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空间形象，以视角形象和空间场域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戏剧化”指诗人营造的戏剧性人物的独白与对话、戏剧性情节的对立与冲突、戏剧性时空的跳跃与转换，以及由此综合而成的戏剧性处境。现代诗的情境写作，是现代诗人面临20世纪以来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文化语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折射出现代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审美趋向。情境诗学为我们研究现代诗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英汉广告的文化语境与翻译

广告是一门需要精心创意的综合性艺术。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宗教信仰对广告艺术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广告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做到“入乡随俗”，尊重异语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习俗，翻译就自然成为一项需要进行二度创意的工作了。一、广告的文化语境语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是指语篇的情景语境；非语言语境的范围比较广泛，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则是其中的一种，它是与广告本体有着密切关系的思想意识氛围，具体的是指某一特定语言社团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地域的不…     

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人类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可被观察的自然现象,受崇拜的形象并非来自虚幻,而是自然现象被神化的结果。本文旨在比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内容,并藉此了解中国龙的形象自然来源。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其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质,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可以推断,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龙的形象来自昆虫。龙的崇拜源自农耕文化,而昆虫对农耕生活影响极深。农人天天观察昆虫,发现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不论从考古资料或古代文献中,都能发现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过昆虫,事实上,笔者认为与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对比,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本文以中国龙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虫作对照,发现很多幼虫尾巴上有带着犬齿的假头或尾刺。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好符合古代中国龙的造型特征,尤其在商周礼器上,头尾两端双嘴的龙形更是随处可见。头尾双嘴是幼虫的特征,农人观察昆虫,依其形体创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龙的双嘴形状正可旁证龙的形象源于昆虫的说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着重讨论夏禹的故事和其名号。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夏禹神话也表达了幼虫与神龙的同等性。     

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

在后殖民的翻译研究中，“杂合”作为一种新的翻译策略，是必然会在语言文化的交流中出现的。在经过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之后，杂舍因经过对语言文化的有效吸收和融合，获得一些新的不曾具有的优点，也为更多的翻译研究者所提倡。适度的杂合能实现对弱势文化的优化与超越，对强势文化的抵抗，也是后殖民语境下弱势文化由弱变强的必经之路。     

美国汉学家傅恩的《花间集》英译与传播

《花间集》是中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在西方世界,首先对《花间集》(Among the Flowers:the Hua-chien Chi)进行全本英译尝试的是美国汉学家傅恩。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花间集》全译本。美国汉学家傅恩的深厚汉学学术背景直接体现在译本的体例之中。她的翻译策略以传递词体特征为指归,以中国文化的传译为目的。30余年来,傅恩《花间集》译本流传至全球四大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经典译著之一。     

与文化同在--论钱钟书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启示兼及钱氏文化性格

钱钟书在 2 0世纪出演的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的形象 ,其学术之路是循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实学”精神与“学隐”方式发展而来 ,钱氏的“实学”与学术建树实现了古今罕见的文化大对话 ,其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最杰出的贡献 ,在于以“全球化”的视野为 2 0世纪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学术语境 ,引领和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