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书写及其“自我规训”

<正>一、作为“写”的“历史”之“思想史”“思想史”的书写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思想史”的书写之所以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它是“写”的“历史”。在思想史同哲学史混而不分的年代,冯友兰先生便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有“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1))。从理想出发,我们希望“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写的历史”不过是基于“本来的历史”的一种创造,     

观念史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意义

<正>一、寻找共识：观念史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在国内概念史研究趋热的情况下,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韩国学者张铉根教授的著作《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以下简称“张著”),在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1))。观念和概念所指虽有交叉,但各有所重。在政治思想史领域,有些概念为思想家们所共享,张著研究的观念基本都属于这种概念。但有些概念是某些思想家或思想流派提出和使用的,有较明显的个性特征,     

学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讨论及其反思

在中国,西学东渐之前,文史不分家,做学问也不重分类,一个学者治学可能涉及诸多领域。如,梁启超自言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很多学者涉猎仍然很广泛,如,季羡林、李锦全等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都谦称自己为“杂家”。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术界总是将思想史与哲学史混同起来研究,于是有上世纪80年代《哲学研究》发起的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讨论①。近十多年来,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又纠缠在一起,于是,近些年来关于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史关系的讨论…     

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具体结合

<正>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哲学史研究脱离了思想境遇，则容易流于空洞化。思想史研究尝以思想家为中心，将经济政治作为一个大环境处理，则有简单化的问题;后来又有以一般知识、信仰与精神为内容的思想史研究，希望贴近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同时也能反映思想，但结果往往难见真正的深刻的思想本身，与环境关系的紧密度也有限。因此，如何处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仍需要认真反思与探索，其中，两者的具体结合是关键。     

中国科学思想史的对象和涵义

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史,现在已经是科技史界、哲学史界和思想史界共同感到很迫切的一个课题了。迄今为止,除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第二卷专门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之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九十多年,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难以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对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一大热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源流,认为葛先生的方法是17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研究法;进而评说了葛先生对侯外庐、任继愈先生与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的批评,对他自认为是“天经地义”和“终极依据”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由此展开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匡亚明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把思想史视作“专史”的眼界,而使其具有了“通史”的性质,并且具有一般“通史”所不具备的广袤性、深刻性和鲜活的精神气息。此外,文章还对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史著作评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看法。     

思想史探究:把握时代思潮变迁中"活的灵魂"

晚近中国学界对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科分类而建立的学术机制进行了深刻反思,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学术寻回自我的过程。几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讨论,即为其例。而从中国固有的学术脉络出发,重新审视思想史的身份,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亦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执笔者都是活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第一线的学人。三位作者都出自哲学专业背景,但他们对思想史方法的考量却并不为自己的专业所限,而是都表现出综合的取向。这组笔谈无意、也不可能为讨论的问题画上句号,毋宁说是为进一步的深入做了一个引子。     

论张恒寿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点及贡献

张恒寿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顾问、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诸书。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张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及贡献作一评述。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流与规训

<正>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和研究成果,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问世之前,中国政治思想史未有以"通史"命名者。刘泽华先生带领诸弟子在这一领域耕耘了三十余年,或可以九卷本《通史》为标志,回应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规训1的主要问题。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源起与流派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得以创     

概念分析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正>思想史研究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这一对话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思想史负载着历代思想家的观念,这些观念体现着以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思想家的道德诉求。我们有理由假定,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我们一样,都有着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强烈追求,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人们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就政治思想史的视角而言,古往今来的人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主题。     

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于2007年7月16日至18日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一百余人围绕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史思潮和学派、人物和经典研究、中国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生培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扼要综述如下。一、思想史理论研究方法的反思侯外庐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与会人员围绕6卷9册、共计468万字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进行了评议,认为该书继承和发扬…     

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与拓展方向

思想史研究一般性的观念、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以普遍性、深度性为基本特点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较繁荣.从学理上看,思想史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特点有:思想史的学科性、思想史与历史、思想史与表达、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的单位、思想与知识、思想史比较.以此认识为基础,思想史研究可以在分析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比较思想史研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应对当代问题、观念社会学研究等方向不断拓展,走向深入.     

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应该不但要求自己的研究有价值,更要求自己的研究有意义。据说黑格尔在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给自己提的最多的问题是:它们“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这倒与我们每一个古代文艺思想研究工作者的心情相差无几。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我们才频繁地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加以讨论,这正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迷惑: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这是早已确定无疑的了。但问题在于怎样使文艺思想史研究与当前的文艺思想研究结合起来?怎样才能做到“古为中用”?怎样才能建立民族化的文艺思想体系?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人们进行着别有会心的历史反思,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正如黑格尔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关于哲学史的意义,可以有多方面的     

上海《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会》举行首次学术讨论会

去年12月成立的上海经济思想史研究会,在复且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绍闻主持下于七月三日召开首次学术会议,围绕上海社科院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马伯煌教授所作论文《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就该学科的现状、研究方法、对象和体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思想史研究视野新探索思想史的界定与门径——以两部学案为例

由于研究对象的无形与复杂,思想史的界定很困难.虽然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但具体的研究却有待于来自学术史的规定.<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奠基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学案为例,就思想史的形态与内容、体例与方法,以及知识与价值诉求下的不同的思想史观进行了分析.     

齐万年的反晋斗争与西晋社会主要矛盾

<正>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八月，关中地区发生氐人齐万年为首的反晋斗争。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将这次反晋斗争视为农民起义，认为是由于西晋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奴役，从而造成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进而引起了农民起义⁽(1))。此外，由于齐万年出身氐族，以及有少数民族加入反晋斗争队伍，所以又认为这次反晋斗争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2))。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被冷落了三十年。这几年,随着政治学的重新建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又提到日程上来。不少院校有关系科开设了这门课程,有一些研究者,陆续撰写论文和专著。但是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亟须深入讨论。本文试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以就教于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