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货市场问题研究

一、引言期货市场,是一国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子市场之一。加速培育我国期货市场,为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服务,是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期货市场对中国当今的许多人来说,还显得比较陌生。如把市场体系按商品实际交割与所有权转让是否一致来划分,可包括现货市场与期贷市场两大块。现货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期货市场也不例外。遵照国际惯例和比较公认的看法,期货市场是标准期货合约的场所。所谓期货交易,即预买、预卖商品,交易双方约定交割商品的日期。它区别于通常的现货衮易,现货交易是买卖双方可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贷,而期货交易买卖双方交易的只是一张统一的“标准合同”即“期贷合约”。在“标准合同”中,虽写明某指定数目的商品在所规定的未来月份(时间)中交货,但期货交易成交后并没有真     

搞活我国粮食期货市场的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粮食期货市场出现萎缩现象 ,影响了粮食现货市场的发展。为充分发挥粮食期货市场的功能 ,搞活我国的粮食期货市场 ,要完善期货市场《条例》 ,积极培育粮食期货市场的主体 ,优化粮食上市品种结构 ,适度放开对进入期货市场资金的种种限制 ,开展粮食期权交易试点 ,合理确定交割税率 ,完善交割管理制度 ,建立独立的期货清算所 ,加强风险管理体系 ,逐步开通网上期货交易等     

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依存关系分析

当前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重培育制度变迁的主体 ,增强政府的有效制度供给 ,转变政府的职能 ,使之适应制度变迁方式的变化。     

出版企业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出版单位的制度变迁方向是企业化。出版企业有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制度变迁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该模式适合我国当前的改革背景,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在宏观制度变迁保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应该允许出版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制度变迁的积极性。     

关于设立武汉商品期货交易所的研究报告

一、为什么期货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期货市场是买卖各种实物商品与金融商品远期交货合同的一种市场。期货市场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期货交易所、结算所、经纪公司与投资者。与证券市场不同，在期货市场上上市的不是股票，而是商品，如棉花、大豆等。但这种商品本身并不进入期货市场，进入期货市场交易的只是通常称为期货的远期交货合同。这种合同是一种标准化的合同，对于实物商品期货来讲，其内容包括标准重量单位、代表品种规格、交割定点仓库、交割日期、保证金、交易时间、报价单位、交易方式、每日价格变动限制等等。某种商品的期货市…     

以契约行政为路径推动中国行政法的改革

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中国期货市场上市品种研究

期货市场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期货市场作用的发挥，与期货市场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而交易品种的选择与规范，是培育成熟的期货市场的重要途径。一、期货商品的基本特征期货商品是指附着于期货合约上、在期货交易所进行买卖的商品。在期货交易所内，买卖的是标准化合约，但每一张标准化合约是与某种商品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相对于现货市场，进入期货市场进行买卖的商品实物比例甚小。一般说来，一种商品要成为期货商品，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该种商品的现货价格波动频繁。建立期货市…     

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基于印度Nifty50股指期货的实证分析

使用基于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验证了印度Nifty50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过程，结果发现现货市场在价格发现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印度，股指期货缺乏价格发现功能。     

刍议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三个核心问题

农产品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的总体目标在宏观上要有利于国家对农业这一产业的升级和宏观调控，在中观上要有利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及在微观上要有利于农民从农产品期货市场中受益。农产品期货市场制度创新牵涉到问题的范围广泛，但核心点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中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构建一套能够引导农民合作组织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新机制；三是要在寻求农产品期货市场监管新模式的同时，形塑一种新型的有关农产品期货交易所与农产品期货交易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中国黄金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黄金期货在国内上市三年有余,其价格发现功能发挥如何?本文利用上市以来的972个黄金期货和黄金现货样本数据对黄金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情况进行了量化研究。分别采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黄金期货市场已经渐渐发挥其价格发现功能,但并不十分显著,究其原因,与交易制度密切相关。     

“诺思悖论”视阈下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及其困境

“诺思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本文以“诺思悖论”为理论契机,对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演变作制度分析,将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研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在国家兴办农村信用社的目的、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上提出质疑,说明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陷于非效率状态的真正原因。期望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当前农村信用社走出“诺思悖论”提供启示。     

我国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探讨

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是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之义。实施制度创新,是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下的必然结果;实施制度创新,将保证中国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发展初期就能有良性的制度规范。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是一个系统体系,我国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构建完善的房地产金融衍生品制度创新体系,并构建完善的制度创新环境保障体系。     

政府制度创新能力初探

制度是政府提供的一种重要公共物品,制度创新能力是政府的基本能力。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更应当重视制度,崇尚创新,从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以及国内不同层级、不同地域政府间的关系入手,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建设政府外脑和思想库,结合自身实际,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不断提高政府制度创新能力。     

论转型期中国政府职能制度变迁的条件初探

制度变迁是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规则选择，这种机制的发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就是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些矛盾就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条件（动力）。文章通过对政府职能制度变迁发生的条件的系统分析，进而对处于转型期中国政府职能的制度变迁的条件作了深刻的剖析，以期对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借鉴意义。     

艾尔斯制度经济学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艾尔斯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要以技术是否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判断标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诸多问题,必须强化对技术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通过企业制度创新、市场制度创新和政府政策创新推动技术创新。     

试论农村社会的灾变承载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及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这次SARS流行则暴露出农村社会的灾变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政府为控制SARS在农村蔓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理论角度考察,它反映的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要提高农村社会抵御灾变的能力,惟有中央政府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行政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