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新诗之“新”的反思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试论汉语新文学的学科理念与知识体系

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有一个清晰的发展嬗变历史,其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从“文学的现代化”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但新文学的“新”所包含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元的思维空间.《汉语新文学通史》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鲜独到的学科理念和知识体系.它从“汉语”出发,来书写中国新文学史,可谓在“新”与“现代”两者各自的优势之上又一种“新”的开拓.现代汉语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立场,还是一种作为一种文学载体,无论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导,还是作为文学研究的视城,都鲜明地凸现出其自身诸多的新鲜特质以及无可替代的厚重内涵.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现代新诗的歌谣化现象及其趋势

在现代新诗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形式与风格相对古典诗歌的定型化一直是其自身的重要问题之一。“歌谣化现象”作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现代新诗的各阶段进程中均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透过歌谣化现象在现代新诗史上的起伏,可以看出新诗艺术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此时,歌谣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已超出狭窄单一的研究视阈。     

一个粲然耸立的新山系——新时期新格律诗系统初探

这几年中,在新诗原野上,误解新格律诗的云雾飘去浮来很有一些。涉足新诗理论界,我们不难看到这类意见:新格律诗,“至今仍在虚无飘缈之中”.“关于新的格律的设想几乎”“变为空想、空谈”。“诗蔑视法则和题材”。“历史上有出息的诗人和诗论家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诗歌理论上都是反对格律束缚的。”“现代的沸腾的社会生活和多变的日趋复杂与严密的现代语言使诗人写不出现代格律诗。”“诗摆脱格律的束缚倾向散文化,追求一种散文美,如此方能无拘束地表现这个时代千变万化的事物.”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可以认为一切研究对象都是一个系统.此文拟     

中国新诗的八大传统

中国新诗究竟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 ?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最近却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争论 ,并形成了“有传统说”和“无传统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中国新诗至少形成了以现代汉语为“诗家语”、追求形式自由、凸显个性、注重知性、开放式发展、散文化、盲目西化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等八大传统。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论作为现代文学传统的新诗艺术系统

中国现代新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根据某种轴心原则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开放的艺术系统。根据中国现代社会及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这一轴心原则可概括为“反映现实、变革现实” ,围绕这一轴心原则形成现代新诗的外沿结构则包括现代新诗的创作方法、风格特征和审美效应等。现代新诗作为艺术系统已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     

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现代诗论——读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诗研究的佳音也频频传来,不时有新老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青年学者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以其最接近新诗本体,最具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填补了中国现代诗论的空白.“走向……本体”,“回到……本身”,曾经是八十年代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口号,许多至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都为此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与艰辛,也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但真正走向本体、回到本身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不仅需要排除文学以外种种因素的干扰,更要耐心地去梳理纷云复杂的新诗本身.面对这些艰难而又棘手的问题,李怡既没有退怯,也没有绕过.他在著作的“导言”部分就明确宣布,“我们须得擦净现代诗歌概念中的那些西方文化痕迹,又得拨开中国诗人种种的‘误读’、‘反读’所带来的种种歧意”,要“清除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     

新诗“题词”：不容忽视的伴随文本

不少现代新诗都附带“题词”——一本诗集、一首诗、一节诗之前所引的诗句或言辞.这是新诗独有的标记,但长期被研究者忽略.作为伴随文本,题词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功能:在拓展与丰富现代自由诗形、衍射与规约文本意蕴、呈现与记取多重文化资源等层面实现了对现代诗学的建构.它在新文学“欧化”潮流里诞生与繁盛,在文艺“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清理“五四”文学遗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与新诗、新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加之题词自身有着多副面孔,兼具“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多种伴随文本的特征,具有很大的容量和延展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