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指导与行政模式的转换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整体性变迁.与此相应,政府行政模式也经历着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积极采用具有柔性和灵活性特点的行政指导方式,标志着新的行政模式在新的体制下的产生,也意味着传统的行政模式应当适时进行转换.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采购改革与立法

我国近两年来的政府采购改革与立法是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采购的经济、政治和法治意义,之后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政府采购改革与立法作一评价。最后,文章对我国在未来的政府采购改革与立法的阶段性进程及当前的立法着眼点,以及我国政府采购方法与程序之立法对策等基本问题提出了立法建议。      

论WTO背景下的社区行政综合执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国际化，而且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行社区行政综合执法，努力探索行政综合执法的最佳模式，对行政检查权和处罚权进行适度集中，就是改革我国现行执法体制和改善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举措，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2 0 0 3年启动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 ,通过机构调整、职能转变来塑造服务型政府形象。今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公共行政民主化、公共部门民营化、公共管理企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运营信息化。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建构目标

全球化的浪潮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回避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中国行政文化的建构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现行行政文化既有顺乎潮流的主流趋向,也存在形形色色的不和谐音符,如何适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行政文化从传统集权型向现代民主型转变,建构符合时代特色的行政文化,是当前我国政府必须面对和着手解决的重要课题。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行政学主题(一)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社会领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且使人类在工业化历史阶段中创造的社会治理文明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是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既是危机自中心向边缘转移的机制,也是财富从边缘向中心汇聚的机制,全球化使这个机制有了更加充分的表现。这是后发展国家举起改革的旗帜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的现实。全球化、后工业化突出了政府的领导地位,而政府必须在行政管理模式的全面重建中才能获得担负领导责任的能力。就行政管理的发展史来看,经历过从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后工业化意味着服务行政对管理行政的替代。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是不能够被搬到工业社会中来的,在后工业化的条件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行政模式是决不能够搬到后工业社会中去的,所以,服务行政模式的建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时代课题。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自 2 0世纪 90年代 ,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表现和发展趋势 ,并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运行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金融、预期渠道上 ,因此我国政府应从规制等方面采取相应的策略     

试论中国政府形象构建的路径选择——以全球化为背景

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巩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赢得国际良好声誉的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形象本身所承载的价值也被提升和扩展到全球,因此政府形象构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就我国政府形象构建而言,应进一步增强形象塑造意识,着力构建能力型政府和开放型透明政府,以构建起理想的政府形象体系。     

迈向回应型政府——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并对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得回应型政府应运而生,回应型政府的一种典型功能就是调整而非压制,其所预想的社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者面对问题、确立重点和做出必要承诺的社会,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共目的并将一种自我矫正的精神铸入政府管理的过程。迈向回应型政府为深化我国行政改革指明了重要方向。     

迈向回应型政府——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对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得回应型政府应运而生,回应型政府的一种典型功能就是调整而非压制,其所预想的社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者面对问题、确立重点和做出必要承诺的社会,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共目的并将一种自我矫正的精神铸入政府管理过程.迈向回应型政府为深化我国行政改革指明了方向。      

从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新一轮开放背景下中国政府行为模式变革的应取路向

现阶段我国政府的管理行政行为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在新一轮开放的背景下,变革是大势所趋,走向服务行政是变革的应取路向.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是要转向以社会、企业、公民为本位的服务,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中去,并确立以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评估标准.     

论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养

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企业家具有创新思维、冒险精神、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吃苦耐劳、以苦为荣的精神,而传统文化的不利影响、缺乏合理的选拔机制和有效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影响着我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培养。要弘扬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培养的社会文化环境,建立健全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成长的选拔机制、鼓励企业家创新的激励机制及监督约束机制,从而建立健全有利于培养我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保证机制。     

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汉语写作

汉语写作民族性和本土性的自觉意识的形成 ,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自我身份意识的确认 ,是汉语写作能否参与文化大语境交流并获得文化认同的关键。“中国形象”在百年中国现代性历史中的发展充满艰辛和问题 ,中国形象正在被世界重新认识和阐释。在全球化时期 ,汉语写作的意义在于传承和拓展中国精神的文化表达形态 ,亟需在文化创新和精神推进层面向世界展示东方魅力     

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

处于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不仅要保持＂推己及人＂的儒家传统,还要注意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对等＂和＂平等＂的关系。我们在保持和发扬＂尊老爱幼＂这一儒家传统的同时,也要提倡＂爱老尊幼＂,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返本开新＂地创造出儒家的新文化。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注重各地域文化的发掘 ,寻找各种族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以此展现中国文学独有的审美观照方式 ,亦是张扬民族本土化文学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时 ,中国文学既要思索全球化文学可能的共有审美价值尺度———如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用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来说 ,就是“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 ,“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 ,继续从事未完成的“全球性”文化启蒙和在这种语境中对中国独有传统的创造性认同 ,这要求既师法西方经验更要在西方面前重塑“中国” ,以便在“全球性”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的新形象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电影研究--中国电影研究趋势的几点思考

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崛起,"中国研究"成为世界学术领域的热点.电影是各种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汇聚的场域.中国电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中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热点,呈现出国际化、学院化和跨文化的趋势."重写中国电影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     

全球化语境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

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但与此同时,全球语言文化单一化态势也日渐明显。为了维护全球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弱势文化应加强对外宣传,其中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是一个有效手段,因为文化负载词负载着体现各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改善汉语文化负载词翻译生态环境和提升译者素质。全球化语境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输,也有益于维护汉语及其所负载的文化在世界语言文化生态系统中的身份地位,还能增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世界语言文化的多元共存和全球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     

WTO框架下中国政府的注意义务

我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承诺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保证贸易制度的统一实施。迄今为止,我国履行注意义务的机制还缺少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缺少制裁手段和补偿内容,缺少对法律实施方式的监督。为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法律文件审查制度,完善法律文件审查程序,适度追究立法责任,早日出台行政程序法。此外,还应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发挥司法的最终保障作用。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大众化问题研究

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正经受着经济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冲击,文学的大众化已经成为一个勿庸质疑的事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边界已经日渐模糊,文学的大众化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产业性、娱乐性、技术性、流行性的特征,造成文学大众化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一些作家思想的匮乏。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文化转换与法律秩序重建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文化转型在知识理性主体和法律文化结构两个方面亟待重建,前者表现为公民民主观念、法治思想和人权意识的缺失,后者表现为法律制度文化不够健全和法律精神文化比较淡薄。在全球法律文化撞击下,现代法律秩序的变革使法律文化的解释理论既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矛盾,又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正确把握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转型以及现代法律秩序的时代走向,必须协调处理好古今中外法律文化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