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在城市低保的执行过程中,"应保尽保"与"应退尽退"同等重要。然而,在低保退出机制中存在着被保人主动退保难、对被保者的经济收入动态情况缺乏有效监督、退出操作上随意性大等问题。并且,过低的低保金、传统政策准备不足、附带福利的低保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抑制等制约低保户就业因素的存在,进一步影响了低保者的退出。针对上述问题,如何促使低保制度从生存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变、如何促进低保人员特别是低保人员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和再就业,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青海省城市和谐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青海省城市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存在不少问题,诸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功能异化;社区自身发展能力弱,自治程度相对较低;社区建设运行机制不畅,资源整合力度不强;社区干部待遇偏低,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等等。加快青海省城市和谐社区建设,需进一步完善社区建设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社区居委会成员生活补贴制度,切实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居委会的改革

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的自治组织 ,由于存在职能错位、行政化趋向以及权威不足等问题 ,长期以来自治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当前城市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要求对居委会进行深入改革 ,以真正实现其自治功能。     

谈谈对社区居委会的看法

据了解，目前中心城区的社区工作负担繁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居委会工作任务至少有80-90多项，由于工作项目繁杂，几乎政府的各项工作职能都要延伸到居委会，居委会已成为城市基层行政工作的落脚点，加上过去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各种职能交给居委会，增加了新的工作内容和社区管理难度。每个居委会5—7名工作人员入力不足，有的大社区听说要管2万多人，比一个镇还要多，居委会只好把主要工作放在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文明创建等工作上，忽略了居委会应有的“城市管理、社区服务”的工作拓展，出现移位、越位、错位情况的发生。     

居委会角色转化的空间视角解读

“社区”和“窗口”是居委会面对的两个工作界面。工作界面向服务窗口等固定空间转移，强化了居委会“窗口工作者”的角色意识。居委会通过对该空间的控制，掌握了对此工作界面的主动权，但同时也改变了自我呈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其在居民中的角色印象，消解了与居民互动的温馨色彩，日渐成为悬浮于社区之上的科层化组织。居委会角色回归的路径选择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改造和重塑居委会的窗口工作界面，逐渐淡化“政府在场”的正式权力氛围；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成熟开放的社区空间，为居委会的角色回归提供坚实基础。     

中国社区工作实践透视

随着住宅商品化速度的加快 ,我国传统上的自然产业型社区正在逐渐解体 ,以社会分层为主的社区开始出现。我国社区工作组织是以政府行政机关为主的单一的一元化行政管理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种体制也逐渐暴露出弊端。目前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是由社区服务人员和居委会干部等非专业人员构成的。社区工作内容包括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 ,主要面向弱势群体和广大市民。其中街道和居委会的经济收入是社区工作资金的主要来源。     

广西高职院校教学督导队伍建设的调查研究

教学督导人员的个人素质与督导工作的成效密切相关,教学督导队伍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教学督导质量的优劣。调查结果显示广西高职院校教学督导队伍建设存在着人事制度不完善、队伍结构不合理、人员培训匮乏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完善和创新教学督导人员的人事制度;优化教学督导队伍结构;加强教学督导人员的培训。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运行机制的构建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应进行运行机制的创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法治精神的社区运行体制,即:党委重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议行分设;强化居委会职能;开展社区共建,实现资源共享;加快社团培育,促进社区发展。     

推动我市社区建设的对策思考

一、我市社区建设的实践 在我国,一般都是经济发达地方社区建设搞得比较好,说明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重庆市的社区建设还只是刚刚起步,正在摸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按照市统一部署,在居委会一级普遍进行了换届选举。但是一些地区的居委会在规模设置上还存在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为数量多、规模小,不利于开展社区建设。     

“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既有研究强调基层治理始终囿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忙碌之中。然而,调研发现某些城市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并非时刻处于重压之下,而是有不少清闲时间。如何解释这些社区居委会的“忙与闲”？本文将此类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现象概括为“以闲养忙”,尝试通过分析G市Q社区居委会的案例对“以闲养忙”的行动逻辑提供解释：社区居委会长期处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的矛盾之中,有限资源不仅表现为社区居委会的运作资源与激励严重不足,还表现为上级对社区居委会任务执行“有意或无意”地缺乏监督。鉴于此,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应对“海量任务”的行动策略：以动员的逻辑执行上级交付且存在监督的重点任务,以打包的逻辑承担日常民生工作,以应付的逻辑应对上级交付的缺乏监督的重点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这使得社区居委会处于时而繁忙、时而清闲的状态,而清闲则作为组织超负荷运转的非正式报偿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维持与凝聚社区居委会的重要因素。     

枢纽型社会组织: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及其破解

目前居委会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法律将其定位为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与工作运行陷入行政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居委会功能发挥的行政化、相关规章制度与工作运行的行政化,从而造成居委会身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身份"困境原因以及后果的探索,提出居委会需将自身打造成为社区内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能够破解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多层面的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的自治与发展。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社区与基层法定社区——关于社区建设之对象实体的思考

本文概述了社区范畴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进而阐明我国城市社区建 设中的“社区”亦或社区建设的对象实体主要是指基层法定社区，它在我国城市现阶段主要 表现为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所构成的社区体系。基层法定社 区是基层社区和法定社区的结合体；基层法定社区在我国城市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具 有独特地位。并且分析了把区、街道、居委会三级辖区共同体纳入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范 围与发展居民自治的关系问题。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转型期发展就业服务事业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基于阜新经济转型分析

阜新经济转型以来,在就业工作中存在着失业率高,失业人员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行就业目标责任制、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加大就业技能培训、转变就业观念并且出台配套的扶持政策和健全失业保障等措施,来增强城市的凝聚力,来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综述

以往社区自治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社区自治存在有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三种治理模式;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是相互支持、合作协商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是社区自治的关键等。     

游移与错位--透过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关系看居委会的法律角色

在法律文本上,居民委员会被界定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实践中,上海、杭州等地的政府则积极致力于居委会介入小区的物业管理事务,试图将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纳入到居委会的麾下.然而,由于二者在设立目的、人员构成、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很难从法理上说服人.政府教鱼游泳式的介入,不仅实质地扭曲了业主享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也表露出将业主委员会塑造成类似居委会的组织的意图.这说明,在如何对待公民及民间组织的问题上,政府试图通过组织实行社会控制的管制路径并没有改变.     

加强社区党建工作 促进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

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伟事业,社区建设对于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是建立在一定区域的社会共同体。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是指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其管理服务工作与原企业分离,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人员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属地管理,由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相应的管理服务。在我国,一般意义上的社区是以街道和居委会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建设,就是指社区单位和居民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研究——以苏南地区若干社区调查为例

农民集中居住区伴随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及普及,苏南地区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社区治理问题方面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物质设施层面管理的完善和素质意识层面管理的提高。分析政府的征地补偿、居委会的职能错位和居民的意识形态、生存压力等多角度治理问题,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区现今存在的三大矛盾,即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居委会、社区居民内部的矛盾。根据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并建议加强社区居民的交往,强化社区的互动,以及拓展社区服务范围,建立面向全体居民的社区服务体系。     

外籍居民入选居委会的选举逻辑与社区政治空间转换

在高度国际化社区,社区自治与治理困境背后的重要问题是自治主体的确认与社区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社区中的重要力量——外国籍人。而是否应该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赋予外籍居民存在强烈争议。本文在对上海市H社区2006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个多月蹲点观察基础上,分析外国籍人入选居委会的现实需求、法律制度困境、选举成功逻辑以及社区政治空间转换等,并提出国际化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自治、治理、社区培育相结合的新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