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

南宋孝宗年间周必大、陆游、范成大的出行记,反映了南宋的出行文化;由于南宋客运和货运路线重合,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南宋物流文化。南宋文人出行讲究排场,游玩性强,应酬甚多,文学气息深厚,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天之骄子优越地位。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论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

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包括官方文书、文人杂著、诗词创作三类 ,各具特色 ,数量不多 ,却弥足珍贵 ,从中可以看出金代文人对南宋的不同态度 ,恰好与南宋文人对金的态度形成对照 ,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宋金之间的有关问题。涉宋创作的风格受宋金对立的影响 ,而独具特色 ,即随着作者对宋态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从文化学角度解读南宋寿词的勃兴

本文从南宋朝野上下的祝寿风尚、理学思潮的影响、文人结社酬唱等外部环境和词体文学自身特点出发,全面系统地审视了南宋寿词繁盛的社会文化成因,藉以寻绎南宋寿词的价值及宋代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的某些精神特质。     

南宋怀乡词意象探究

中国古代诗歌中意象的出现往往是偶然的，但在表现诗人特定情感的过程中却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意象承载着抒情者的主观情感，因而逐渐标签化。南宋时期是剑与火的时代，血和泪的时代，仇共恨的时代，宋向金称臣，岁贡银捐、屈膝求全，国家危亡、民族耻辱。面对这一切，谁还能微翠一红，浅酌低唱?南宋怀乡词不仅抒发了文人对故乡深切绵长的思念，而且在表现怀乡之思时，交织着复杂深沉的人生况味。梳理南宋怀乡词的意象群，借自然风物带给文人的生命体验，来展现衰微时世中南宋文人的末世情怀。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宋元时期江南的水竹居与生态文明

宋元时期是传统江南景观的重要形成期,江南的水环境与竹林景观搭配在一起形成了文人居住环境的水竹居传统.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环境十分丰富,对文人宅园产生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城中水竹园极力模仿江南自然山水,南宋时期以湖州最著,与其“山水清远”的环境特质密切相关.乡居文人在小环境中凿池种竹,与圩田生境相协调,在营造环境之美的同时兼收一定的经济利益.     

"避世"与"抗世"的矛盾结合——南宋贬谪词对张、柳渔父意象的继承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贬谪词中渔父意象的原型,远溯自庄子<外物>、屈原<渔父>,近承于张志和<渔歌子>,柳宗元<江雪>.南宋贬谪词中的渔父意象运用得格外频繁.其意象所表达的含义,是对张氏渔父避世精神和柳氏渔父抗世精神的继承与结合.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渔父意象中隐含的庄子、屈子形象与南宋贬谪词人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贬谪的原因上具有相似性;其次是南宋贬谪词人大多有"避世"的客观条件,即有较为丰足的物质基础;再者是因为南宋特殊的时代环境形成了文人"进则尽节,退则乐天"的思想,在文学上又有北宋苏东坡以及南宋赵构作榜样.     

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

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吏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是客家源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继东晋末年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 ,而且结果还催生了华夏民族中一个独特民系———客家族群的形成。仅以这段时期的客家源流而言 ,其流寓于以后成为客家基本住地———闽粤赣边的北方汉民 ,比之上一历史时期不仅移民来源更为广泛 ,而且移民数量也更加庞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 ,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 ;另外 ,闽粤赣边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这一时期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城池修筑与宋辽外交

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就边境城池的修筑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由于辽统治者南下掠夺的本性不会改变,所以北宋时期,双方围绕北宋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城池的修筑活动,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从这些交涉中可以看出北宋在盟约问题上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