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家、政治家与公民——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一种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亚氏对城邦政体的制度分析,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从“人的因素”视角看,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三者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体：公民依据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各司其职;政治家维持着城邦政体的良好运转;立法家监测城邦的政体,并对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校正方案。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找到了什么是最优良的城邦制度,而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优良政体的趋向及其得以保持的优良条件：有德性的公民、良好的政治家以及立法家的常在。     

论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式政体理论的改造

关于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政体理论也都构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基础。从形式上来看,孟德斯鸠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框架,并通过这样的框架讲出了十分不同的内容。孟德斯鸠从根本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德性不再作为区分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原因在于他将德性从其与智慧的关系中剥离开来,而降低为一种激情。于是,对于所有的政体,其动力——德性、荣誉、恐惧,都将处于激情的层面。因此,无论哪种政体,其权力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另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分类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孟德斯鸠将专制主义单列为一种政体类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述原则的改变所致,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成了现代政体最危险的演变可能。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的内在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充满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城邦的生成、城邦存在的目的、城邦政体的选择、维护城邦的稳定和秩序的原则、对待城邦内政治冲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这种张力的根源,首先,是哲学和政治之间固有的张力在其政治伦理中的内化;其次,是其形而上学、人类学、认识论、目的论等哲学思想的二重性在其政治伦理中的体现.这种内在张力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伦理观上自相矛盾,恰恰相反,他蓄意保持这种哲学的理想性和政治生活的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因为这正是政治伦理的本质.     

现实因素与亚里士多德最优政体的选择

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最优政体的选择又是政体问题的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构建理想政体时,注意到现实因素对其学说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强调最优政体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同时,对现实因素进行了考虑并对最优政体的建立原则进行了变通。其次,在最优政体的设计上倡导共和政体以及中产阶层执政,并对城邦外部条件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再次,对于最优政体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法律与教育也根据现实状况有所调整。最后,在最优政体之下,城邦与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城邦臻于优良有赖于个人的善。     

亚里士多德之"优良政体"观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政体与宪法是同义的,认为优良的政体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符合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共同幸福;以法治为基础,用法律规范、制约政治权力,确立法的至高权威;是一种“混合”政体,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优点,并使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保持恰当的均衡。     

理想政体何以探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政治学》主要关乎政体的选择和维持,在亚氏政体分析的思维进路中,首先是坚持系统科学方法,将政体看成一个系统,这是分析政体的起点;其次,坚持中道方法,通过现实观察和逻辑推论,寻求现实中的稳定政体;最后,坚持价值方法,探讨遵循至善这一终极价值原则的理想政体。亚氏政体思想的方法论思维对现代政治仍有重要价值。     

理想政体何以探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方法论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政治学》主要关乎政体的选择和维持,在亚氏政体分析的思维进路中,首先是坚持系统科学方法,将政体看成一个系统,这是分析政体的起点;其次,坚持中道方法,通过现实观察和逻辑推论,寻求现实中的稳定政体;最后,坚持价值方法,探讨遵循至善这一终极价值原则的理想政体。亚氏政体思想的方法论思维对现代政治仍有重要价值。     

亚里士多德之“优良政体”观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政体与宪法是同义的，认为优良的政体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符合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共同幸福；以法治为基础，用法律规范、制约政治权力，确立法的至高权威；是一种“混合”政体，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优点，并使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保持恰当的均衡。     

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

政体研究一直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但是流行的政体概念需要清理。有关近代西方政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亚里士多德命题而展开,在解决统治权后就如何统治问题进行了以代议制为主轴的政体设计。冷战使得政体分类高度意识形态化,西方以突出类的对立的二分法代替亚里士多德的多重分类法,并借用在中世纪就很发达的贵族政制的且被西方现代政制设计师用于排斥民主政治的选举代表制来修正人民主权,建构以选举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民主等同于选举即选举式民主。这不符合政治社会结构和政治过程常识。需要引入国家变量以建构一个替代性的民主政体理论。     

论柏克的保守主义政治发展观

柏克的政治发展观是与保守主义紧密相连的,既不要全盘毁灭,也不要不加改造,而是取一条中间道路,在保持国家秩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改革;任何政体只要能够保持国家的稳定繁荣,就有生存的权利,但是理想的政体形式是混合政体加上法治和有保障的财产权.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首先,根据散佚于古籍的《字说》字例,归纳出王安石说解字义的五个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他自己所发挥的“会意”之法为中心,并将“六书”的会意与王安石的“会意”之法作了简单比较。其次,认为王安石《字说》采用“会意”之法说解字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字义“出于自然”的文字观,二是他反传统注疏之风的实践,三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要。这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体现出他提倡的经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一贯思想。     

试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

邓小平稳定思想是其博大精深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不仅有着深刻的内涵 ,即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思想稳定和国际环境稳定 ,而且还有鲜明的特点 ,即开放的稳定、长期的稳定、全面的稳定、发展的稳定。学习运用邓小平的稳定思想 ,还应该充分认识到稳定的前提、目的、核心、根本和关键各个方面     

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张力

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化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认知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择取上,必须坚持理性化教育形式.但受教育者的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又使理性化教育有一定的局限,而情感化教育可以弥补理性化教育形式的缺陷,是个体思想政治价值构建的必要路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形成合理张力.     

霍布斯与近代自由观

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使西方政治思想主题完成了从中世纪神学政治观到近代法学政治观的转变,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自由观导致了其政治理论中自由前提和专制结论的矛盾。霍布斯对个人自由性质采取的工具主义态度是解读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洛克和卢梭对霍布斯思想遗产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自由观,开创了自由主义的不同传统。     

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远离政治"--论30年代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政治倾向

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文学的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 ,使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有着显明的政治化倾向。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企图远离政治 ,注重文学的超功利的纯美学价值 ,在创作上另辟蹊径。然而事实上 ,施蛰存不仅没能远离政治 ,反而陷入政治的旋涡。所以 ,他在创作和文学事业中都体现出思想的矛盾性 ,并由此带来痛苦和困惑。     

论朱德的学习观

朱德一生重视学习,提出了许多关于学习的思想和观点,主要包括:"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为了建设祖国,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获得知识的道路就是要努力学习","拒绝学习,自骄自傲,是必然不能进步的"等,分别对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态度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茅盾的"秘书意识"初探

在对茅盾的研究中 ,论者注意到了他对政治的热衷、对真实感和理性的执著追求 ,并部分地指出了造成这些特点的现实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茅盾的社会活动 (包括文学活动 )的重新梳理 ,揭示了影响其思想及创作的深层个性心理中的“秘书意识” ,并初步分析其成因及影响 ,为理解作家的创作及人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塞缪尔·P·亨廷顿在对发展中国家观察和估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政治稳定的一系列变量并指出了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他认为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性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有：现代化、政治参与和城乡差距。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亨延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中阐述的政党政治、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比例协调、改革促进政治发展、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意义。     

关于"关系网"的社会学分析

关系网的核心内涵就是利用关系循私枉法,其运行的基本原则是无原则的利益交换原则,其发生与生存的社会基础是人治,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关系网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所以,我们必须走出关系网,而走出关系网的关键是实现人治向法治的彻底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