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

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 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 案例一:子误伤父.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由儒入道”与“非儒弘道”的歧路与会通——以阮籍与嵇康的哲学进路之比较为例探析魏晋玄学的生发理路

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经董仲舒改造的汉代新儒学曲折地彰显出道家基质。魏晋之际,儒道互济、阴阳表里。作为“竹林玄学”的领袖,阮籍“由儒入道”,以儒道价值认同的进路通达玄学;嵇康“非儒弘道”,以重估儒家价值的进路展开其玄学思想理路。阮籍与嵇康殊途同归的哲学进路折射出魏晋玄学生发于先秦以降儒道互济的思想理路。     

意义的自由度与同一性——董仲舒哲学中的经典和诠释问题

董仲舒确立了五经文本作为"素王之文"的经典地位,使其获得了形而上的天命依据并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资源.通过对五经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区分,董仲舒的经典诠释在面向新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兼顾了先秦以来儒学传承的历史延续性.通过对五经文本书写方式的探讨,董仲舒思考了五经释义和现世王权之间的制衡问题.     

“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

关于"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产生于什么历史时期,现在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其中有道理的说法是:"三纲"的内涵是"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一词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但"三纲"思想的发明权在韩非,即韩非的"三顺"说,因为"三顺"说与"三纲"的内涵相同;韩非是战国末期人,所以"三纲"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各种其他说法均欠妥。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现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董仲舒:早期中古文明的导师

本文将董仲舒及其学说置于文明理性发展的广阔背景来考察 ,认为 :董仲舒构筑了神秘化儒学新体系 ,并以之为动力 ,推进了儒学的政治化、教育化、法律化 ,将古代文明引向道德伦理理性的新时代。董仲舒是中国文明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型时代的导师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董仲舒考补

董仲舒的生年应是在公元前 198年左右 ,其亲见四世 ,是见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世 ,他虽然生于汉高祖时代 ,因为年小 ,不能算又见一世 ;古代讲七十悬车致仕 ,不是准确的整七十岁 ,而是从七十到七十九岁都包括在内。董仲舒三年不窥的菜园应该在首都长安。董仲舒对策之年还是定于元光元年比较合理 ,其他说法不能解决的矛盾更多。董仲舒的墓在何处 ,还需要继续研究 ,难下定论。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探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谶纬虚妄、天人感应的理性主义思想 ,二是反对佛道和不良世风的以“礼义”为本的儒学伦理道德思想 ,三是反对空谈性命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密切配合 ,共同构成了欧阳修的儒学思想整体 ,指导了他的治学和政治生活。欧阳修的儒学思想对于走出相对落后的汉代经学理论 ,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和建构新儒学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察名号"与汉儒对礼制秩序的价值探索——以《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为中心的考察

深察名号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治国思想。它既继承三代的礼治传统和百家的名实理论,又超越了诸子技术性的名号治国论,通过深察名号的道德意蕴,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其后汉儒继承了这一思想方法,特别是为汉章帝制汉礼作理论清理的《白虎通义》,更是把名号的道德价值贯穿到礼制的各个领域之中。但由于古人的道德理想既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也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它走向衰亡的历史宿命。     

董仲舒治国方略简论

董仲舒认为只有更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更化的标准是：“为政而直于民”,更化的基本原则是“道不变”。教化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搞好教化,一是君主立大夫做出榜样;二是安民,使民乐生;三是培养好实施教化的人才。只有罢黜百家,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才能确保政纪法纪的统一,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董仲舒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我们理解汉武时期的政策,对今天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三篇《原道》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流思想的流变

众所周知，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首推儒、道、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又有不同。但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后，虽几经浮沉，其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深刻。作者从刘勰、韩愈、章学诚3篇《原道》，探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主流思想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