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遗书遗教的启示

<正> 学书即学做人,这是傅山先生毕生为此努力的方向,书法的完成也即是人格的完成,这是傅山先生最后的终结。正因如此,几百年来,傅山和颜真卿一样,都受到人们的爱戴,字字被人视为珍宝。“书法批评牵涉道德准则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不少的例子,像宋四家的”苏黄米蔡”,其中“蔡”是蔡襄,还是蔡京,论者往往把人品因素牵入…”“欣赏书法即欣赏人格”(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相传秦桧的字也写得不错,但是,能传得下来吗?!,其他如前所说     

入于苏而又出于苏之黄庭坚词

黄庭坚,字鲁直,洪洲分宁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名声始震。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旅苏轼之门,天下称“苏门四学士”,不特诗之造诣甚高,为江西诗派之开山祖,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苏轼等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于词学东坡,然亦妙脱蹊径,迥出慧心,自辟领域,而有“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之说。     

苏轼创作艺术论述略

苏轼(1036——1101)生活在北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有多方面杰出的成就,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首先是个散文大家;他又是个大诗人,继唐诗之后,使宋诗具有划时代的新面貌;他又是北宋的大词人,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派的创始人。同时,他又是大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苏黄米蔡”四大家;他又是个绘画家,成为文同“文湖州竹派”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此,苏轼的文学艺术创作理论十分丰富,散见于《苏东坡全集》及其他有关书籍,有待于我们发掘、研究,使它放射出应有的光辉。在北宋时期,当时文化界形成了三种性质不同的派别:一为“文章之学”,一为“训诂之学”,一为“儒者之学”。①苏轼是个文学家,     

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兼及对 “ 诗分唐宋”的新考察

同为宋诗代表,苏轼和黄庭坚的地位与本质有着明显差异。从内容、形式、风格看,苏、黄差异纷繁复杂。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才能得到清晰凸显：苏诗重在 “ 历时变异” ,体现为章法特色,比如 “ 突转” 、“ 回环” 、“ 发现” ;黄诗重在 “ 共时对立” ,体现为修辞习惯,比如 “ 夺胎换骨” 、“ 以物为人” 、“ 避体就用” 。从思维模式看,苏诗与唐诗根本融通,黄诗与唐诗根本隔膜。苏、黄的思维差异,昭示着唐诗与宋诗的本质分野。然而,唐诗终究高于宋诗,苏诗终究高于黄诗,根本原因是 “ 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更符合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     

李铎:刚健游龙独树一帜 古拙沉雄自开一格

李铎,号青槐,字仕龙,男,汉族,文职将军,研究馆员,全国著名书法家。1930年4月19日生,湖南醴陵市新阳乡易家渡人。现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四届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特约教授、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顾问、齐白石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工业大学书画学会顾问“、可爱的中国.青少年诗书画摄影作品展评活动全国组委会”专家委员等,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李铎自幼习书,曾遍临颜、柳、欧、赵、二王等字帖。后学苏、黄、米、蔡…     

怪才米芾的“行为艺术”

宋朝最著名的书法家数“苏黄米蔡”，“米”就是米芾（fu，草木茂盛之意）。米芾（1051年-1107年），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由于他性情狂放。故又称“米颠”或“米痴”。除了有点儿癫狂外，     

《蜀中名胜记》标点商榷

一、不当断而断之例。1、卷八《仁寿县》:陆务观《跋蔡帖》云:“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此两轴,君谟真行草隶皆备。”米芾,宋代著名的书法家。故“米、芾”之间的顿号应删去。2、卷三《成都府三》:“前临逸陌,却负长瀛,蕙楼接登景之房,琼台带荡真之室。”矣。今此观尚存。矣,语末助词,只能附在句子的末尾,不能单独为句。故“室”后的句号和下双引号应去掉,在“矣”后加下双引号。     

浅析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人称“书圣”。其书法历来受到众多大家的推崇，从唐代的欧阳询、诸遂良到颜真卿、柳公权，到宋代的苏、黄、米、蔡，以及元赵孟頫、明董其昌等，都对其推崇备至。在书法艺术上，王羲之在继承汉魏时期笔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书法风格。其书法以灵动飘逸为核心，后人常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来赞美其书法。本文从书法风格、形成原因两方面，浅析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蔡絛及其著述考论

蔡絛系北宋奸相蔡京之子,宋人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共指为恶,因负千载骂名。本文意在论证朱胜非及《宋史.蔡京传》"肆为奸利"之评不可信。蔡絛之为人不过纨绔任性,并非奸恶。蔡絛喜著述,乃宋代笔记作家中的大家。《铁围山丛谈》为世所共悉,然其所著《西清诗话》、《北征纪实》、《国史补》、《国史后补》等则未受世人注目,实价值亦颇大,本文特为表出之。     

"四姓"考释

“四姓”最初出现于东汉初年,指四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东汉末年,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及曹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四姓”逐渐泛指一些地方大族,且终东晋南朝之世未变。自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始,“四姓”含义出现变化：一指孝文帝诏令规定的甲乙丙丁官方“四姓”,一指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四姓”,后者一直持续到唐末。唐以后,士族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姓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只是在少量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其影响所及,不只限于中原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他国政权也有深远影响。     

北宋大画家米芾桂游石刻考释

小引“清风来拂瘴烟消”,这是经略安抚使程节酬米芾的诗句。程接米诗,如坐清风,瘴烟顿失,其推崇也如此。北宋四大家——米、蔡、苏、黄,米居其首。他六岁读书,日授唐诗一百首,十岁即能写碑刻,人赞有李北海(即唐书法家李邕)笔意。米芾二十四岁携画笔游桂林,寓居西山资庆寺,与诗僧绍言游,曾画《阳朔山图》,惜今不传!其在桂踪迹,可传者尚多,石刻方面,计有三件:刻于还珠洞的,有题名及自画     

商丘古城:"世界遗产标志"城

从表象符号的图形看,商丘古城“外圆内方‘古铜钱币格局…与“世界遗产标志”如出一辙,都是人类古老文化中“天圆地方”哲理的应用;从表象符号产生的时间看,前者出现在公元1540年,要比后者出现的1978年早438年;从表象符号的文化渊源与文化内涵看,两者同出一理,都是中华古老文化的运用与体现。如此说来,商丘古城之于世界遗产标志,便有了一种“家”的感觉。有鉴于此,我们把商丘古城称为“世界遗产标志”城。     

试论书法艺术的继承性

一就书法史的总体说来,继承是接续前贤艺能的唯一途径。就史的局部来看,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总是在前进之中的变化与发展。就有成就的历代书法家分析,其毕生的艺术实践无论多么崎岖坎坷,艰苦备尝,也无论其年龄、性别、才华、资历诸方面有多大差异,都只能概括为继承与创新两大部分。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发展。今日之创新,亦即明日之传统;传统需要继承,继承显然居于两者的领先地位。基于这样的理解可以认为:继承性是书法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二人们常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一幅不见传统、自命“创新”的作品,会使人帐然若失,雅不欲言:不见其妙处,不明其所以。然而,自赏自诩的作者,却不曾悟到离开传统必然要陷于盲目,要导致艺术上的“任其所之”,要招致对人对己的不良效果。当然,也确实有些含混不清或明显失当的说法,给一些朋友带来某种误解。试加辨析,愿供商榷。(一) “异于一切,就是创新”。所说“一切”,概指古今所有书法艺术遗产和书法家的艺术成就,例如甲骨、钟鼎、篆隶、真草行书的碑版墨迹;例如张、蔡、钟、卫、王、羊、萧、智、虞、欧、褚、薛、颜、柳、旭、素、蔡、苏、黄、米、     

《岁寒堂诗话》的贡献与局限性

《岁寒堂诗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 ,将“咏物”与“言志”有机地统一起来 ;其“思无邪”说不仅涉及诗歌内容而且强调诗歌语言的朴实无华 ,部分地摆脱了功利思想而上升到审美层面。此外 ,该诗话对苏轼、黄庭坚之用事、用韵、“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以及江西诗派之“预设法式”等深为不满。同时 ,该诗话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全盘否定苏、黄以及对苏、黄不加区分等     

癫狂米芾棺中等死

得道者一缕藕丝牵大象,盲修者千钧铁棒打苍蝇。宋朝书法最出名的数"苏黄米蔡"四大家,"米"就是米芾,人送外号"米癫"。米芾有严重洁癖,平生从来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他当过太常博士,负责皇家宗庙的祭祀事务,祭祀时穿的标准工     

“贪官诗”评点

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大诗人云集,连“卒徒”出身的宿州太守陈,因贪赃被处死时,也居然索笔题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四行小诗,言简意赅,没有从高官到死囚的经历,仅靠“做”的功夫是做不出来的。宋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又一高峰,名句佳作不胜枚举,连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在举家南逃的路上还写了一首《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此词高度凝练,概括了蔡京一生的经历,并找出了…     

“千古湖山人物,百年翰墨文章”——范成大书法艺术试论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代.在文化艺术史上,也是一个富有变革精神的时代。文学上,词和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绘画上,文人画渐趋成熟,写意画风影响深远;书法艺术方面,出现了“帖学”盛行的尚意书风.社会上崇尚文化的风气弥漫一时。北宋时期的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他们不仅擅长书法,而且还都是文学家、“文化人”.南渡后,宋室虽山河支离,经济上亦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但是科举制度仍然既重文章又重书法,再加上帝王之好,因此,南宋时期也产生了一些“文化人”的书法家,这些人的书法虽难说是第一流,但他们的作品中所洋溢的书卷气,足使当今许多中青年书法家愧色。活动于绍兴至绍熙年间的吴门范成大,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书家。     

"唯识观行"与思惟结构之改造

通过对《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摄抉择分”之止观思想及其具体操作方式的探究,可以使我们认识最初心态之建立(即菩提心),以及对空性的体验(即法假安立)。此种止息妄念、抉择生慧的操作过程或可视为一种思惟结构之改造,因为从本质看,“唯识观行”显然是从“我”之思惟结构转换至“无我”之思惟结构。     

读史戋札(续)

竖子 《史记·项羽本纪》:“范增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姚永概《慎宜轩笔记》卷四:“竖子乃指项伯,不指项羽也。”按:从语气看,竖子和项王似乎是两人,但从上文”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以及“项王受璧,置之座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     

论"苏、辛"并称的民族-文化意义

“苏、辛”并称,除文学史上的意义外,还应从文化史角度加以理解。在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宋代,苏、辛二人都有着“严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如果说苏轼在宋、辽关系的态度上,以对高丽的文化方针为中介,担任的是“民族文化卫士”的角色;那么辛弃疾在宋、金斗争中,力图担负起抗金、恢复大任,就具有了“民族文化斗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