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微博媒介作用研究

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微博的出现更是给公共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最终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微博是草根媒体中最耀眼的明星,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以梳理公共领域理论发展脉络为基础,提出网络公共领域的概念,从低门槛效应、交流开放平等、传播速度快、舆论放大等方面探讨微博作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媒介的可能性,同时也从微博信息口水化、公众消逝速度快、数字鸿沟、娱乐倾向方面论证微博在形成网络公共领域方面的弱势,确认微博可以作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媒介.     

突发事件舆论中的情绪极性与传染模式：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互联网在公共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局部或者单一的突发事件由于社交媒体的介入往往会延伸至公共空间，成为公众广泛关注、参与的公共议题。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积累与传染可能左右网络舆情的走向。判断社交媒体舆论中的情绪类型，分析情绪传播特征继而验证影响情绪传染的因素变得十分重要。以“昆山反杀案”为切入口，运用情绪挖掘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突发事件舆论中的网络情绪进行粗、细粒度识别和网络模体、级联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微博场域中，“昆山反杀案”舆论的情绪化倾向明显，情绪分布以“好”的情绪最为显著；情绪传染路径以广播式传播为主，情绪传染呈现明显趋同性特征。事件发展态势与情绪极性均为情绪传染的相关因素，而随着级联深度的增加和讨论的深入，情绪逐渐趋于理性，显示了微博舆论场的“自我净化”功能。     

事件与传播：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9例网络暴力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随着近年来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严重破坏了网络舆论环境。将QCA方法引入研究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存在的多元复杂因素及多重因果关系发现,相较“事件属性”,事件“传播属性”对网络暴力事件传播力的作用更关键。其中“算法助推”与“首发内容倾向性”是引发高传播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事件叠加效应”与“是否存在谣言”分别作为“事件属性”与“传播属性”的关键变量与其他变量共同作用,导致网络暴力事件的高传播力。由双重属性条件组合作用生成的多种构型可知,网络暴力事件的应对还需多方协同,从而实现由内向外更加精准的治理。     

网络社会中的“情绪逆差”——网络表达与传播中的情绪偏向及其张力结构

网络场域中的“情绪偏向”及其关系特征,关系到网络舆情中的情感引导、情绪调控以及网络社会的情感治理等重要问题.网络传播空间中,某种情绪的传播效力并非与该种情绪出现频次呈正相关关系.基于对今日头条543 754条帖子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在网络传播中存在着可称之为“情绪逆差”的现象与机制.将今日头条的帖子在35种情绪框架下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出现频次占比越居前的情绪类型,其帖子的阅读量、评论量却越低;反之,出现频次很低的情绪类型,其帖子的阅读量、评论量却很高.这显示,某些情绪虽然更易于被表达、被呈现,但缺乏实际的影响效力;而某些情绪虽然被表达的频次和比重较低,但却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这构成了网络表达与传播中的不同情绪偏向带来的“情绪逆差”,它指涉情绪表达与接受之间的逆向关系,显现出网络社会传播和传—受关系中的差异偏向、张力结构及其特质.     

网络异化对网络情绪传播的影响

文章主要从网络传播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网络异化对网络情绪传播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网络情绪传播主体意识退化,网络情绪信息复杂化,网络情绪感知与体验层次化,网络情绪表达与评价随意化,网络情绪调节与控制困难化等五个方面。     

网络异化对网络情绪传播的影响

文章主要从网络传播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网络异化时网络情绪传播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网络情绪传播主体意识退化,网络情绪信息复杂化,网络情绪感知与体验层次化,网络情绪表达与评价随意化,网络情绪调节与控制因难化等五个方面.     

“公共领域”中的微博用户分析--基于微博范式下的网络舆论监督与引导

微博的传播方式有别于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它集便捷性、公开性、交互性等特点于一身,实现了随时随地传播信息的可能,以140个字符体现了微博用户主体的观点,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各项事务中有着自己特殊的传播方式。在网络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微博媒介发挥着“社会公器”的作用,文章旨在从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公共领域”中微博用户的类型特征及行为需要,在研究微博用户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讨论微博对网络舆论的监督与引导机制,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探讨微博在现实社会的传播意义。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邻避设施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基于传播学视角下的邻避事件中网络舆情传播探析首先要分析传播要素、传播周期和传播特点。然后,分析邻避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影响建构：网络舆情往往因“蝴蝶效应”、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媒体追求“眼球效应”、民众急于维权等因素而走向失控;从而表现出谣言泛滥、群体极化、官民情绪对立等突出特征;网络舆情能够起到信息传递、引导监督和超前预警的正向作用,但也会造成邻避设施的被污名化、恐慌性情绪以及激化官民矛盾的负面影响。要搞好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必须从政府转变职能、媒体承担责任、群众理性参与等措施入手,多方合力联动,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微博“大V”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微博“大V”是对微博中拥有粉丝(听众)数目大于10万者的昵称,他们拥有的粉丝量众多,其传播力和话语权也较强,青年学生作为使用微博的最大职业群体,其思想深受“大V”们构筑的网络舆论环境的影响。政府应加快完善网络立法,做好“大V”们的统战工作,正确引导“大V”;“大V”们应合理使用自身的话语权,自觉承担起教育影响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高校则应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三观教育,特别要培养好学生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规避“大V”们的负影响,积极发挥其正影响,对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意义重大。     

青年参与网络群体事件的心理机制研究

青年群体在转型时期的网络群体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从社会正义感、表现欲强、易产生“罗宾汉情结”、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宣泄等方面来研究青年群体的心理动机，探索青年群体参与网络群体事件的网络主观信息传播机制、群体效应的模仿机制、网络去个性化机制、网络群体认同极化机制等社会心理机制。     

微博对突发事件的影响作用探究

在微博影响力呈几何式倍增升态势下,微博已成为第二大舆情源头,在向舆情和突发事件的转移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异军突起,并对传统主流媒体舆论产生重大影响,微博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和方法需要改进,尤其应重视微博关键传播节点的作用。     

网络社区广告现象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微博影响力的日益增大．微博做为广告投放渠道越来越受到广告主的认可。微博广告有企业官方账号、明星账号、草根账号和原创账号4种发布主体，微博广告可以通过有趣或夸张的内容、明星真实案例、微博现场打折、反复出现的方式加以推广，把握用户心理，综合运用多种推广手段，集中推广产品最重要的特点，以提高广告的影响力。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

为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处理效率,基于网络可视化方法结合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网络舆情影响因素识别模型。该模型基于系统建模理论进行致因因素辨识,依据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关系,运用网络建模技术形成可视化的致因网络,结合不同的节点失效方案,对致因网络进行失效仿真模拟分析,通过网络结构变化程度识别出网络舆情关键影响因素。网络舆情致因网络具有典型的无标度网络特性,基于节点介数和紧密中心度排序的失效模式对致因网络结构变化程度影响最为显著,其中事件曝光时间、政府关注度、政府发文量、媒体发文量、网民关注程度和网民讨论程度为关键影响因素。     

3~5岁幼儿躯体情绪识别能力的对比实验研究

为探究3~5岁幼儿躯体情绪识别能力的发展趋势,采用迫选任务,考察了109名3~5岁幼儿。结果表明:(1)幼儿识别4种基本躯体情绪的正确率依次为:悲伤66%、恐惧63%、高兴59%、愤怒57%;(2)年龄的主效应均显著。在高兴、悲伤躯体姿势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在愤怒躯体姿势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4岁显著好于3岁;在恐惧躯体姿势的识别上,5岁显著好于3岁和4岁;(3)4岁组男生识别愤怒躯体姿势的正确率显著好于女生。但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幼儿对不同效价的躯体表情加工存在差异,从躯体情绪角度支持了心理理论。     

自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

近年来,以社交为基础的“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成为网络媒体的主体.网络成为社会民声民意集散地,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网民会通过自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由此形成一些在网络上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本文试图从自媒体的角度探究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的基础,探索网络热点事件产生和传播的因素和规律.     

金融风险情绪跨市场影响：股市与网络借贷市场

不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风险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以中国日均交易量最大的网络小微借贷信息中介平台——红岭创投（www.my089com）的有效成功借款为研究样本，发现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对网络小微借贷市场的影响整体呈现“跷跷板效应”，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会降低同期网络小微借贷市场资金出让的积极性，提高投资者对小微借贷投资风险补偿的要求。而在股票市场出现极端乐观或者悲观情绪时，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会同向传染网络小微借贷市场，出现“共损效应”。进一步发现投资者能够根据披露信息有效识别网络小微借贷市场上借款项目的潜在违约率，认可低潜在违约率借款项目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避险功能，而具有高潜在违约概率的项目更容易受到股市投资者极端情绪传染的影响，在资产配置中与股票投资表现相近。最后结合经验研究证据提出从监管上加强对网络小微借贷市场参与者准入和有效信用信息披露与识别方面的针对性建议。     

SNA视域下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及结构分析

识别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传播的结构及特征,解析网络舆情发展的重要节点,有助于从舆情源头疏导、管理负面舆情,增强体育管理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效率与效果。本文以"6·23国乒罢赛门"为案例,结合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该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在社会网络分析视域下,分析该事件网络舆情的网络拓扑结构,揭示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为体育突发事件的舆情管理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体育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历经"形成-爆发-扩散-衰退"四个阶段;(2)网络舆情传播结构的整体密度不高,节点间存在普遍的交流关系,但紧密度一般;(3)节点间距离短,信息传播速度快;(4)存在凝聚子群,促生出多中心、多主体的传播网络结构;(5)有结构洞存在但约束力相对较小,信息多为直接传播,个体位置和角色相对独立。     

网络事件中的阶层冲突

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乃主要的网络冲突之一。当下中国,比客观社会底层庞大得多的群体均有着身处社会底层的心理感受,使得任何具有社会地位差异意味的网络冲突事件都具备了成为“社会寓言”的可能。这种地位型的网络冲突事件具有以下5个特点：1．冲突的参与者具有高流动性以及不确定性;2．冲突主体被符号化,释放紧张情绪成为参与者卷入冲突的主要原因,参与冲突的过程比冲突事件的结果对其更有意义;3．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民权利,挑战“政治身份决定论”的官场特权阶层之合法性,成为网络群体冲突的典型模式;4．在线下社会鲜少打交道的两极阶层,在网络上更容易产生“越界式”摩擦,暴露于公众视野的社会下层与上层的冲突频率远高于线下社会;5．网络;中突事件的责任,最终多指向政府,即使政府并非事件的冲突主体。这些冲突因其广泛、低强度的性质,具有“减压阀”与“反馈”功能,可视作一种低成本的舆情监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