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农民工“半城市化”分析——基于主体资本存量的分析视角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农民工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工的各方面资本存量不足。资本存量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首先,农民工与土地资本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土地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其次,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资本因素分别是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来自政府的制度、经济资本,以及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扩大,导致城市化成本增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从主体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半城市化原因,能从与农民工相关的主体方面更加详细地对原因进行探讨,以便于化解农民工城市化的困境。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留下还是离开: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浅析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隔离

我国城市中市民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隔离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在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居住空间与心理认同等等方面都显现出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与隔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因而通过推进户籍改革等方式,消除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隔离是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的重要途径。     

外出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向上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和总体职业特征均呈倒“U”形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的职业获取存在明显的性别区隔;职业培训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低端职业身份的获取,对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并无显著效应.尽管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存在较多障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参与过职业培训或拥有职业技能证书、有家属随迁或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转型期城镇收入分配中的国家规制

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不仅阶层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的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The Inequality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CSS2011) and related urban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unequ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and of problems in rural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with urban resident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urbanization. W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increased rat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did not produc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ural migrants” and “city people” in terms of income, migrants fare considerably worse than city people with regard to social security, cultural life, psychological acceptance and status identification. This kind of inequality transforms the original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to a new dichotomy that divides urban dwellers into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nd residents with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reby impeding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finding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social barriers in current urbanization and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 material for “new-type urbanization,”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into urban citizens.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人口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制度认可的新市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即使户口状况相同，"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的结果显示，"农转非"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且歧视程度随着分位数的变化呈现倒U型趋势。同时，"农转非"人群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歧视降低了自致型"农转非"人群相较于城市原居民的禀赋优势，而外致型"农转非"人群则面临人力资本劣势与就业市场歧视的双重压力。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hana: some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discussion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s a source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change in Ghana. It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rban social environment in Ghana generates conflicts for migrants with a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the urban social environment on migrants' behavi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nature of Gha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motiv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nts and the social urban environment. Migrants contribut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many ways. Some urban migrants achieve economic and material wealth and, through their attachment to voluntary tribal associations, assist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Government can augment this process of migrant investment in rural life by identifying these actions as patriotic efforts and awarding citizenship medals or challenge grants. Governments need to review their citizenship laws carefully in light of the "brain drain" issu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and maximize the flow of resources, technical skills, and ideas from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 high-quality rural labor force can be enticed to live in rural areas by offering higher salaries and benefits, low income tax rates, better housing, and rural electrification and sanitation. Private firms should be offered incentives to locate in rural areas and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labor. Career advance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ers should be tied to program success or some form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carefu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Fertility policies should be sensitive to urban subgroups. Urban and rural social differences are minor and do not impede urban assimilation, but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re problems for many.     

改制前后国有企业工人社会资本的变化——以黑龙江省T企业为例

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脉络包括企业组织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员工社会资本。目前企业的员工社会资本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较为鲜见。通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将企业的员工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由"士气"与"和谐"等12个指标组成的研究分析框架,采取个案访问法对黑龙江省国有企业T公司的研究发现,改制后工人社会资本处于一种受损的状态,其深层原因主要是企业家与工人之间信任缺失,工人平等参与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增高。企业的工人社会资本重建应通过机制完善和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去重塑信任关系,解决改制过程中工人的适应性、主体性和福利保障等问题,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