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无声戏"小说观的文化哲学探析

把小说当作“无声戏”来看,是李渔对自己小说观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之间有机联系的深刻体认。李渔“无声戏”小说观,是晚明清初文化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李渔独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桃花能红李能白──论李渔小说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一、“能红现象”的提出在李渔的小说中，有一个丫环，其聪明美丽并其在小说中的活动能量足可以和红娘、春香媲美，李渔让作品中人为这个丫环取名能红，寓“桃花能红李能白”之意。我们不妨把这里的“能红”和“能白”分别理解为对传统的突破和返归。在能红这个丫头身上，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李渔思想上的中和意识。能红是个相当有个性、有主见的女孩，当她觉得某个男人可以终身相托时，便毅然决然地采取了一连串包括阴谋诡计在内的行动，而作者对此竟毫无怨言。有趣的是，我们有些现代的学者倒看不惯能红的作为，批评她“私心滔滔”①，认为她…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试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性

李渔不仅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尽管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小说作出了分析，但我认为，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艺术性主要体现在：重新奇；重虚构；重议论；重浅显。本文试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归纳了他白话短篇小说出现这样艺术特色的原因。     

漆园之旷--李渔《奈何天》的文化解读

要真正了解李渔戏曲,全面了解李渔其人,就必须“知人论世,”通过李渔生活来把握其戏曲。深知李渔创作之旨的胡山评李渔的喜剧是“其旷漆园也”。也就是说李渔的喜剧创作就是要传达他的“漆园之旷,”像庄子一样旷达、超脱的思想。实际上,“漆园之旷,”既是李渔生活中享乐主义的根源,又是他喜剧创作的灵魂。当然,作为一部人间喜剧,《奈何天》所传达的“漆园之旷”与《庄子》所表达的旷达超脱毕竟还有明显的不同。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李渔的人生哲学与话本创作

李渔宣称"行乐第一",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影响小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操纵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他一生广置姬妾,笔下人物大多妻妾成群。其性爱观念主要考虑男人的利益,婚恋小说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李渔对居室、园亭颇有研究,一生三次修建别业。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人物身上,并已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李渔出生于商人家庭,具有良好的商业意识与经营能力,晚年转型为文化商人。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赚钱后享受生活,仗义疏财,决不当守财奴。     

李渔的戏剧结构论简说

李渔对我国戏剧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戏剧结构论强调“传奇之设，专为登场”，特别重视戏剧创作的总体构思，并提出结构戏剧作品所要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日“立主脑”；二日“减头绪”；三日“密针线”。在李渔的戏剧结构论中，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超越与羁绊——李渔小说思维的戏剧化顷向研究

摘要:受戏剧的影响,李渔形成了“无声戏”的小说观。小说在思维的文化机制上体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人物形象塑造的动作化,对生活场景和社会背景的虚拟和简化,在选材、立意和情节上的奇异化,使李渔小说独树一帜,但也造成了某些不足,如叙事方式的模式化和形象构成的类性格化、脸谱化。     

李渔的尚奇意识——以小说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尚奇之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从上古的寓言到明清小说,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例证。明清时期尚奇的内涵有了新变,关注点有所下移,日常生活进入了创作者的视野,李贽、公安三袁、冯梦龙、凌濛初和李渔等人都是践行者。李渔在小说创作和实践过程当中,借鉴戏曲创作中的某些质素(特别是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李渔对新奇的追求有着社会和家庭的因素,也与他作为一个文化领域多面手的身份有关。李渔肯定四大奇书,评点《三国演义》,体现了他对奇的认同和尊崇。但是李渔在小说创作中,并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求奇,而是有一定的分寸。这凸现出李渔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身为一个受过儒家教育的文人,对自己群体的坚守。     

凌濛初的尚奇观与"二拍"之奇

从“二拍”的书名、序言、小引以及小说中的议论可以看出,尚奇是凌初小说理论的核心内容,凌初主张小说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的新奇之事,反对写耳目之外的荒诞不经之事,凌濛初的尚奇观在小说批评史上极富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凌濛初认为“二拍”是一部奇书,“二拍”的新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题材的新奇,其次是情节的新奇,再次是观念的新奇。     

论李渔拟话本小说“无声戏”的美学风格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无声戏"是李渔小说观的理论概括,这一观念,使其小说在思维的文化机制上体现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一是强烈的文人虚构意识;二是立意、选材和情节上的奇异化.基于此,他的小说也就具有了"无声戏"的独特的美学风味.     

入话探源

“入话”作为话本小说所特有的程式化开头方式,一般被认为是出于说书人静场和候场的需要,应运而生。本文在整个文学史的背景之下,分析“入话”同诗歌的“起兴”、小说的冰糖葫芦式结构及唐代话本、俗讲的三方面关系,从文学传承角度进一步概括出话本小说“入话”的三个成因,对传统观点作必要补充。     

“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

李渔把代表其小说创作高峰的《十二楼》称为"空中楼阁",不光体现他对园林设计的嗜好,也凝聚着他的文学以虚构为核心的主张。小说中亭台楼阁成为规训身体和道德的空间装置,而李渔采用反讽和戏仿的解构策略,在政治与美学的协商中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同情,重申了晚明的浪漫精神。另一方面对园亭楼居的描绘渗透着当时兴盛的园林美学的符码,表现了李渔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奇妙观赏,也给小说结构和风格带来美学上的突破。"空中楼阁"犹如各种文学与文化力量交涉、对冲或融合的势力场域,映现出明末清初急剧变动的时代精神,而李渔沿着"文人小说"的进路,以其多元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使小说成为一种既能负载与更新文学传统、又能展示其独立身份的最富活力与时代性的文学样式。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十二楼》的道艺追求与李渔的人生定位

本文拟从对《十二楼》艺术与思想追求的分析入手 ,进而把握李渔的人生定位 ,并籍此确定他与他的《十二楼》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十二楼》在艺术上突出的有三点 :独特的情节编排、市民化的人物系列以及整体的风情轻喜剧特色。道学与风流的谐和是《十二楼》的写作理想。“风流”指世俗性的人生受用 ,“道学”指当时环境里必须遵循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准则。坚持道学规范里演绎风流是李渔对严酷政治环境的回应 ,表示的是规避和畏惧。它阻止李渔对自己进行突破 ,却从反面更刺激了他成为乱世生活导师的哲人期望。而执著于快乐哲学带来对《十二楼》内容的刻意处理 ,极大限制其表现力 ,形成了内在的虚弱 ,恰是不及“三言”、“二拍”之根本原因。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美＂作为一种姿态--论曹文轩古典形态小说的＂形式＂美感

曹文轩继承了古典主义一脉的创作范式，但“古典”并不能概况其全部美学追求，其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形成了其小说一个最鲜明的特质。本文从悲剧快感、贵族趣味、语言嗜好三个方面论述了曹文轩作为古典主义者如何将其“形式”嗜好投射到小说创作中，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形式”的过分追求，导致其作品相较于前辈的京派大师显现出不自信的气质。     

张兵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兵先生是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他勤奋、刻苦,著作等身,在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他涉足的研究领域很宽,话本、小说与文化和武侠小说是其心力倾注的三个方面。他第一次提出的“准话本”概念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界定曾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