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

从清末变法开始，中国婚姻法的禁婚范围经历了一个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自周代以后奉行“同宗不婚”的周礼，对中表婚则听民自便，法所不禁。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按照男女平等原则，将中国传统亲属分类——宗亲和外亲——改为西方式的血亲和姻亲，五服之外的宗亲和三代以内的中表亲能否结婚便成为问题。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与民间“同宗不婚”之礼的矛盾和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优生政策与婚姻自由原则在中表婚问题上的冲突，指出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西亲属分类凿枘不入，中国亲属分类是建立在社会性的“男女姓别”基础上，而不是生物性的“男女性别”基础上，传统社会“同宗不婚”和“中表为婚”是由于亲属制度重内轻外而非重男轻女造成的。     

新中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检视与思考

新中国夫妻财产制立法分为三个阶段:以195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初创阶段、以1980年婚姻法为标志的渐进发展阶段和以2001年现行婚姻法修改为标志的逐步完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夫妻财产制在立法模式和实质内容上都深受前苏联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婚姻法一直独立于民法典采单行法形式、夫妻财产制始终采共同财产制且内容简略等特点;1980年以来的后30年,我国开始逐渐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走上了一条兼容并蓄、自主立法的道路.当前,我国夫妻财产制急需全面提升充实,首先应确立包括男女实质平等、个人财产保护、交易安全等原则在内的多元价值理念,其次应从立法体例上推动亲属法回归民法,促进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最后应充实完善夫妻财产制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内容.     

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

家事代理权是一项渊源古老的制度.时代、国度不同,家事代理权的属性和规制也有所不同.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家事代理权未作规定,故引发了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的法理探讨.尽管我国当代关于家事代理权的属性界定众说纷纭,但特种代理无疑为本质揭示,即家事代理权应属特种代理权,且其应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前提,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建构我国的家事代理权制度,必须明确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和行使规则.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以日常生活需要为限;家事代权的行使规则包括家事代权的产生、行使限制和终止.探寻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必须把握家事代权制度的流变与内涵,进而为<中国民法典·亲属编>建构家事代理权制度奠定基础.     

宏观架构与立法审思--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

婚姻家庭制度的完善,不仅需要解决立法技术问题,更需要解决立法观念与立法意识问题.要使<婚姻法>成为具有前瞻性、适用性、科学性的法典,则须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婚姻法>以独立法典的模式出现,既可兼顾立法传统,又能顺应制定民法典的趋势;确立婚约制度,不仅是婚俗生活的要求,也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补充,有助于对善意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建立完备的亲权制度势在必行.     

中国未来民法典亲属法编两议

亲属法的私法属性是亲属法归位民法的理论依据。民法典应设置独立的亲属法编,而不应只是将原有的婚姻法、收养法不作改动地编入其中,民法总则是法典“体系化的工具”,统领亲属法及其他各编。     

婚姻法领域男女平等权研究——以配偶从事家务劳动的定位为例

我国婚姻法确定了男女平等原则,但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以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家务劳动定位为例)法律形式上的男女平等权都没有体现.平等权作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所享有的同等或类似情形对等对待的权利,理应包括配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享有的同等或类似情形对等对待的权利.平等权的要义:一是主体平等是平等权实现的前提;二是形式平等是平等权的理性所系.在婚姻法上将配偶一方(一般是妻子)从事家务劳动定位为一种职业,是完善我国婚姻法男女平等权和人权法制建设的需要.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根据婚姻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第二条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结婚、离婚、复     

略论《册府元龟·帝王部》的帝王观

在中国古代帝王观的发展史上,<册府元龟·帝王部>的帝王观是个重要标志.它的内容取材于正史、实录,其编目条理明晰、分类明确,"帝王部"的总序与各类小序言简意赅地归纳了对帝王的建议与要求,体现了宋初士大夫帝王观的主要特点.<册府元龟·帝王部>以古代帝王的行事原则作为当朝统治者处理政事、治理国家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册府元龟·帝王部>可以看做帝王的治国指针.     

议会主权原则下的英国司法审查——以2005年《宪法改革法》为视角

议会主权原则是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上议院长期作为立法与司法合一的机构存在,2005年的<宪法改革法>实现了英国宪制的重大变革,即设立新的最高法院以取代原先由上议院独享的最高上诉管辖权,不过该法对议会主权原则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并未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尽管英国法院对议会立法的违宪审查权事实上存在,但英国议会仍保持其理论上的至上性.     

苏联法对哈尔滨解放区劳动法规的影响——以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为例

1948年<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颁布的劳动法规,该法规深受1922年<苏俄劳动法典>的影响,是连接苏区、边区和新中国劳动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这部法规首次贯彻了"劳资两利"原则,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尝试,同时也是新中国劳动立法的重要渊源.     

试说楚简中的《说命》佚文

殷商名王高宗武丁时期的贤相傅说,<汉书·古今人表>列于"上中仁人".文献中"傅说"一名,见于<国语·楚语上>、<墨子·尚贤中>、<墨子·尚贤下>、<孟子·告子下>、<庄子·大宗师>、<荀子·非相>等等,还有今传本<尚书·说命>及<书序>,<史记·殷本纪>所载尤详.其事迹显赫,是关注古史者无不熟悉的,然而在出土古文字里一直没有找到傅说,特别是武丁时卜辞多见"师般"即与傅说并称武丁师的甘盘,更使人觉得傅说应该能够发现.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唐顺之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

对于明中叶史家唐顺之重要史论著作--两部<解疑>,后世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两部<解疑>的产生,应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唐顺之对明中叶以来剧烈社会变化的历史性思考.它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民族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等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突破以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两部<解疑>产生原因,不仅存在于时代背景、性格和学术思想等各自领域内,更是上述诸方面融合交汇的结果.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对唐顺之的<左编>具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左编>印迹于李贽<藏书>中的某些历史评议.从这层意义讲,它们可谓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的"先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法律监督需要一部《法律监督法》

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提出,1982年宪法确认的法律监督,是我国国家制度建设中具有承上启下重要历史意义的立法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法律监督的历史意义未受到重视,并导致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制定一部<法律监督法>,以更加全面认识我国法律监督产生的历史价值,促进我国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研究.没有<法律监督法>的法律监督不但不合理而且不现实.     

《楚辞·九歌·河伯》与"祭不越望"辨

<河伯>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它以河伯的爱情生活为主题,描写了河伯和心爱的女神嬉水的欢乐.但就是这首诗却因为与中国传统礼制"祭不越望"原则不符,在文学史上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对历代<楚辞>研究者的观点的分析,结合考古发现与上古礼仪制度的相关材料,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九歌>是国家祀典,其性质是屈原根据楚国国家祭典的需要而创作的一组祭歌,<河伯>一篇也是根据国家需要才产生的."祭不越望"原则,对<河伯>乃至<九歌>并不适用.     

论新《公司法》中的但书规范

但书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新<公司法>使用但书的数量、形式、技术等方面大大超过了旧<公司法>.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界定了但书的含义、新<公司法>中但书规范的具体形式及其作用.     

《孝经》内蕴图解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的一部扛鼎之作,其伦理思想一直是封建各朝君王治世圭臬,也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运用框架图来展现<孝经>的内蕴可以清晰明了十八章层层相扣的逻辑体系.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直接阐述了<孝经>内容的三个方面:一、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孝为道德之根本";三、"孝"的目标.<孝经>其余十七章则是围绕这三个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入论述.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对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商法性质的认识--也谈对我国商法体例的选择

商法具有私法的性质,但也表现为明显的公法性.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其内容在总的原则方面体现着民法的基本精神,在适用法律中有优于民法的效力.在传统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商法的性质是以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两种立法体例体现的.我国应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但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制定商法典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可把商法通则作为制定我国商法典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