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人曾大批参加古代日本史书的编纂

传说百济移民曾大批参加编纂古代日本的史书,但是日本的《古事记》或《日本书纪》等史书却大量歪曲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这是什么原因? 日本古代社会组织的核心是部民制度。很多人认为它是受新罗骨品制影响而形成的,其职能是表示古代贵族阶级的身份。臣、连为“姓”之最高者,其下有直、君、首、史、忌寸、吉士等。“吉士”在朝鲜半岛也很常用,可见它和新罗十七等官品中的第十四品官“吉士”不无关系。部民制度既然是身份制度,当然是世袭的。因此,“史”、“姓”皆都由具有汉文教养的百济移     

关于海西、海西江和海西女真

海西之名,起于元代。《元史·世祖本纪九》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以女真之地,置海西辽东道”,并置海西辽东道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真、水达达部”。这是以地域而划分居民的名称,即所谓“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真”(《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     

浅谈唐罗战争中的“买肖城之战”

公元670年至675年,新罗在协助唐王朝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唐王朝驻军爆发了战争,史称唐罗战争,其中"买肖城之战"尤为史家关注。中国古代史书与朝鲜半岛方面史书对此战的记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日后中外学界对此战评价多有分歧。经比对分析,成书于王氏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对此战之记载多有不实。     

关于唐代熊津都督府的几个问题

显庆五年(660),唐朝在新罗导引下灭亡百济,并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后唐朝出于战略考虑于麟德二年(665)八月前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合为一个统一的熊津都督府,以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统一的熊津都督府都督。《新旧唐书.百济传》有关熊津都督府陷落记载过于简略,其记载的熊津都督府都督扶余隆"惧新罗,寻归京师"或"畏众携散,亦归京师"不符合历史事实。熊津都督府于672年五月前后被唐朝主动放弃,与扶余隆无关。     

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关于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当前中外史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建立渤海国的民族和渤海国的主体是靺鞨人;也有人主张是高勾丽人。虽然渤海史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我们依据现有的中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加以综合比较,还是可以得出有充分根据的结论来。 渤海国的族属,中外的古代文献本来有明确的记载。渤海同时代人杜佑在《通典》中,就有如下记载: “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① “李　伐高丽……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国土,尽入于靺鞨。高氏君长递绝。”② 这两条材料中的靺鞨就是渤海。《…     

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

朝鲜半岛出土的木简,有食品货物标签、登记簿、祭祀呪符、题签轴、公文书、《论语》木简等,类型多样。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等古代朝鲜三国的木简各有差异,其中百济木简与古代日本的木简具有密切的类缘性。这表明伴随着物品与人员的移动,木简也随之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百济王权与倭王权之间流播。在自中国大陆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被接受的过程中,木简文化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衍变。朝鲜半岛出土的各种木简,为探讨此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吴越国与后百济关系略论

五代战乱,记载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之史实已不甚了了.本文通过爬梳分析,认为包括百济及新罗、高丽在内的后三国,不遣使后梁,与当时中原各政权不承认后梁有关.三国中,后百济与吴越国最先通使,其时在公元900年,其后,后百济一直与吴越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公元919年,吴越国与吴国之交好,也为后百济与后高丽之间一段时间内的交好提供了样板.     

百济与南北朝朝贡关系研究

百济在与高句丽、新罗争雄朝鲜半岛期间,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分别建立了朝贡关系。百济在与南朝和北朝不同政权的朝贡中,其朝贡的特点、目的存在较大差异。百济对南朝朝贡主要是出于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对北朝朝贡则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求。     

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

昭穆制度习见于古代文献。若指墓葬，便如《周礼·春官·家人》所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指宗庙，便如《礼记·王制》所言：“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指祭扫，便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失其伦。”要之，所谓昭穆制度，系指古人祖先墓葬的次序、宗庙的顺序和祭祖中族人位置的排列均须分为“父昭子穆”两列，父子异辈异行，祖孙…     

宋代贩运商人的贸易及历史作用

宋代的商业,比起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宋代的城市更是如此。如北宋都城开封“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相对梁家珠子铺……。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药铺、居民。”这比起唐代城市中严格的坊制,显然要进步多了。在时间上,据《宋会要·食货67之1》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比起唐代城市中对时间上的限制也松了。因此,到了南宋,其     

试论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

关于金天会十年的皇储之争,正史《金史》讳莫如深,凡有所记者多为时宋朝人的撰著,且不为世人所重,故治金史者很少有人论及,成为金史研究中的一大悬案。 考载有金天会皇储之争事的史著有多种,虽记述简少,但颇说明问题。兹引如下: 《金史详校》引《神麓记》记,金天会八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果死后储位久虚;十年,太宗拟传位其长子宗,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皇储之争。完颜宗盘“称是今主之元子,合为储嗣”,而按金太祖的原约和女真族传统的继承制度,太祖长子完颜宗干也“称系是太祖武元长子,合断原约做嗣君,”这样,在金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太祖一系与太宗…     

明代勘合制论

勘合制,作为明代一项重要制度,不仅在有明300年行而不衰,而且对后代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对明代勘合制推行的时间、种类与用途、管理及其作用诸方面,作一粗浅的论略。一 关于明代勘合制推行的时间,除去《明史》含糊其辞未作明确交待外,其余诸史书均有明确而且一致的记载。《明史·食货志》云:“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贴,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明史》这一记载没有明确的时间,只云是在太祖朱元璋时实行此制,而且从行文中找不出“勘合”的字样,其实户籍、户帖即是勘合。对这两点不清之处,明人…     

释“非汉字符号”

《墙盘》中出现一“”字,诸家多释为“尢”①字。我看尚可研究。 “尢”,“盖亦由陵中的人形转来,足形已失,只作双腿一长一短之状。”② “陵”,甲骨文作或,金文作,象手持刀锯,断人一足。实际是古代的刖刑,也就是膑、、。段玉裁说: “凡古文字,今文作膑。考,司型注、大传注皆云周改膑为;而驳异义云陶改膑为,吕刑有,周改为刖者。,说文作;云,刖也。刖,说文作;云,断足也。然则膑与异制,与刖,制同而字异耳。”③《白虎通》: “者,脱其膑也。”《尚书》大传: “膑”,《吕刑》引作“”,可见膑、、、刖没有大的区别。 “尢”,是“失一足”,“双腿”…     

女真人的火炕与高丽窭民的长坑

火炕,是我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农村房屋建造中一项必备的生活设施。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定型、定名载之于女真史上。《北盟会编》卷三,在记述女真初兴风土情况时写道:“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女真)冬极寒,屋高才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缪塞之。     

造纸术的起源

段玉裁为《说文》“纸”字作注时云:“水中击絮”,而《说文》云:“絮,敝緜也.”这成为后人解释纸之起源的根据,即纸为水中击打破旧的丝织品(旧物利用)之沉淀物.但是考古发现的西汉古纸——统统是植物纤维所制——颠覆了这一解释.而考古学家在世界多地发现的石拍,与人类学家对古代文献中“榻布”等字的考证,一同证实了远古时代树皮布的发明.“水中击絮”很可能是制作树皮布的过程,而造纸术很可能是制作树皮布的副产品.与蔡伦同事过的许慎为何将造纸的原料说成丝织品,本文亦提出猜想.     

辽太祖攻灭渤海时程考

关于辽太祖出师渤海,拔其扶余城,并大元帅尧骨(耶律德光)夜围忽汗城之事,旧说认为:两地辽军行程七日①。本文欲就相关的时程关系,即辽太祖自皇都出师至扶余府,及再由扶余城至忽汗城的两次东进时程,做一对比研究,试图对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辽史·太祖纪》云:天赞四年十二月乙亥,太祖诏讨渤海,“举兵亲征”,又十七天后,“闰月壬辰(农历闰十二月初四),祠木叶山;壬寅(十四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廿一日),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廿九日),次商岭,夜围扶余府。”②按辽时凡举兵,则告木叶山神③。辽帝亲征,“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乃阅兵”,及至出师时,以死囚缚柱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④由此可见,太祖壬寅(十四日)阅兵,己酉(廿一日)射鬼箭,乃其出师之日。自此辽军又九日行程千余     

日本的早期儒学及其特征

一、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关于中国儒学开始传入日本的过程,成书于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中,有如下记载: “十五年秋八月壬戊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歧史之始祖也。     

女真大字背文的大定通宝铜钱考

大定通宝制钱铸行于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因监铸严格,所以大定通宝制钱才字精肉好。笔者所藏一枚大定通宝铜钱,背穿上的文字是三个阳文女真大字表音字:,这三个字拼合的女真语本意为"安定",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钱币史记载之遗漏。     

浙江慈溪发现徐福宗族家谱

1992年3月11日,徐福后裔徐志总、徐信恩(女)、徐文忠等三位老人,从浙江慈溪市带着徐福宗族《徐氏宗谱》资料,赶至江苏徐福故里赣榆,寻宗认祖。两卷《徐氏宗谱》在谱序里明确写道:“粤稽徐氏出于东海,颛顼之裔,赢姓,伯益后封于徐,而子孙因以为氏。厥初有徐市,乃秦方士也,始皇命其入海求神仙药而弗返。至汉时讳稚,字孺子,居洪州(今江西南冒)躬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节让,人慕其德,太守陈蕃特设榻以待之,累举不就,筑室隐居,时称南州(今江西南冒)高士……”这一记载表明:     

释hua

金文的“■”字,目前尚不能确识。 《说文》:“■,击踝也。”这解释乍一看颇为荒诞不经,因此为诸家所不取。我看《说文》的说法不可轻易抛弃。 第一、“■”与踝有关。 《麦尊》有这样一句话:“侯易者■臣二百家剂。”“易”是“锡”字,即 “赐”。“侯”指井侯。“侯赐”,就是井侯受赐于王的意思。“剂”:券书。 《周礼·天官·小宰》:“听买卖以质剂。”注:“质剂,谓两书一礼,同而别之,长日质,短曰剂,今之券书也。”“者”字,郭沫若认为是“赭”字,“■”是“踝跣之臣”①。“者”是“赭”,这一说法甚确;“■”释成“踝跣之臣”,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