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多维审视

“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之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基石是充分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键是不断彰显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基本要求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政治治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专制型政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没有政治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政治治理现代化既受经济基础现代化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将政治治理现代化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形成了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于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使政治的发展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又有着许多具体的表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和科学;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就决定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是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特色政治治理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多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当然，我国政治治理现代化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双轮与两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政治治理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与其他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中国方案:百年政党的世纪之路与世界目光

“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信心和底气来自成功的现代化实践、卓越的执政效能及其对自身的成功治理。中国共产党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能优势证明了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治理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与西方道路不同的选择。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视野中,现代化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兼具的概念,其特质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现代性与传统性相统一。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现代化将现代化的内涵予以格式化、抽象化和工具化,导致其内在矛盾和制度困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兼具人民性与世界性“大历史”观特质,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动能解码——内涵样态、运行机制与优势彰显的三重审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动能,是从政治维度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动能体系的学理性概括.其生成基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之新变化,涵括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动能、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力的动能、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动能、世界治理供给中国智慧的动能等四重样态.其运行过程也是整合内部各个要素的过程,蕴含内生式政治动能与外生式政治动能相互依赖机制、主体式政治动能与规律式政治动能相互协调机制、制度式政治动能与体验式政治动能交互适应机制、阶段式政治动能与过程式政治动能相互配合机制等四重机制.而其运行释放出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制度规范力、话语凝聚力构成了促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合力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能力,极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际性话语权的综合提升力.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伟大的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基于“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造出来的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新型政党制度。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探索与历史贡献，需要构建内在特质、内涵要义、发展逻辑与结构维度等维度构成的分析范式，在构建“变革-稳进-超越”的政治解释路径的基础上，聚焦于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定型的政治诠释，揭示其历史变迁的基础要素与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围绕“新型”的出场逻辑，进一步阐明新型政党制度之“新”在于其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最新成就，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独特贡献，是政治制度在总体性创新方面的典型成果，对于认识制度变迁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逻辑，进而在政治概念的政治学分析层面也具有独创性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缺乏主导引领力量和失去共富发展动力的内生缺陷。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带领全体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合力，建构了“领导-发展体制”“使命-责任体制”与“决策-执行高效互动模式”有机融合的现代化兴党兴国体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通过进阶式发展目标的引领与接续性奋斗行动的落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呈现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协调均衡发展、世界共建共荣发展”等多目标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特征。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开放发展、命运与共等目标引领下，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与美好世界的价值取向，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崭新选择，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     

环境报道的责任建构探究——兼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站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环境治理亦需要全社会合力参与。媒体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和提升公众环保意识方面。本研究辨析了环境问题的多元主体责任,梳理了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动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探究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的责任话语特点,为增强媒体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号召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构筑“五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宪政问题

宪政是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理念、制度和政治实践，尽管在历史传统、社会矛盾和权力结构各异的不同西方国家，人们对宪政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能回避宪政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