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吗？

客户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客户的财务战略对企业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名上市客户的金融资产投资数据,分析了客户金融化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金融化水平越高,企业出于“逐利避险”的投资替代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替代动机是促进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动机,较高的客户金融化水平通过挤出企业实体投资,推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另外,企业金融化供应链传染效应主要由长期金融资产驱动,实体投资回报率低的企业、民营企业对客户金融化水平变动更敏感。从客户驱动视角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解释,对金融风险防控和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调控权的若干基本问题

金融调控权是国家通过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稳定币值达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而创设或调整金融制度的权能，其金融监管和金融规制有着本质区别，除具有宏观调控权的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点，金融调控权的主体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调控权的内容为货币政策制定权和货币政策执行权，由于金融调控权的特殊性，金融调控权的目标应是抑制通胀、稳定物价。     

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是在制度供给绝对约束状态下开始的，可纳入金融制度创新范畴的改革主要有：“三次制度性的创新分离”等八项内容；“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取向”等七大特征；制度创新的绩效表现为“推动了金融发展、影响了金融制度环境的变化、推动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三个方面。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但有不少举措在定位上值得分析。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方式：“只有改革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措施才属于改革的范畴”；“资金性质要从资金产品化变为商品化”；“由国家垄断信用向国家调控信用制度转变”。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实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而优化配置的基础是金融结构合理化。金融开放的实质是利用两个市场。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关注现代金融发展的特点。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将“沪港通”的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的增加。机制检验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上述作用，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2）“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短期金融资产的增加，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影响则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沪港通”的实施背景下，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不是为了平滑投资，而是为了短期逐利。     

绿色金融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短期内又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而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的矛盾。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绿色金融、经济增长及环境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在绿色金融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整体上呈倒“N”型关系，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起着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对绿色金融起着倒逼作用。这一研究结论说明，绿色金融的发展，对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金融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在剖析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机理的基础上，从系统循环的视角讨论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的思想根源；解构金融改革如何以制度创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刻画如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以恰当的政府干预与制度约束阻遏宏观金融内生不稳定状态、抑制渐进性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套利机会，以内外兼顾、激励相容的“大禹改进”策略设计，构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金融安全屏障，为理解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市场的不足，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国家应当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化的产业政策，加快科技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监管部门应当在提高数字金融风险甄别和防控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监管政策，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下有序健康发展。最后，科技型企业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性借贷关系，让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金融资产配置、生命周期与企业价值

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在处于成熟期、衰退期的企业影响显著,而成长期不显著;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影响较为显著,对国有企业、中部、西部地区企业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资产配置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投资收益、提高运营资金使用效率来影响企业价值,另外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等宏观因素制约。     

金融深化:理论与中国的经验

本文认为 ,中国的经验与经典的金融深化理论有许多不吻合之处。从中国的经验看 ,尽管金融自由化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总体上金融仍处于压制状态之中。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 ,主要表现为金融增长 ,如金融资产与金融机构的增大 ,而市场化金融的发展明显滞后。这种高金融增长主要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 ,并与财富再分配密切相关 ,但与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没有多少关系。文章还指出 ,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中确实存在储蓄效应与投资效应 ,但这与“渠道效应论”无关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没有明显作用     

员工持股计划、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变量。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体投资见效慢、回报率低，导致企业管理者将闲置资金过度投放至金融行业，从而挤占创新资源，使得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严重。金融资产投资作为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一部分，其在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探讨。文章选取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员工持股计划在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强化金融体系建设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关于进一步提升金融对茂名市经济发展支持能力的建议

2009年，茂名金融业认真贯彻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撬动信贷保增长，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得到了较好的体现。随着粤西“两个会议”和市委九届七次全会的召开，茂名经济社会进入新一轮大发展时期，对金融需求巨大。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升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成为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金融发展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策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没有金融发展的支持,实体经济便难以取得持续高速的发展.改善金融发展不足的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健全金融体系,打破金融垄断;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发展程度;积极稳步推进国有银行改革,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加快和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区域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兼论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金融投资高回报致使制造业逐渐走向金融化,导致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利用2012—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且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融资约束是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重要渠道,而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更是加剧了这种影响。基于此,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对经理层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明确主营业务和金融业务之间的主次关系;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监管,引导资金流向。     

金融危机下各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

“零利率时代”是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现实依据;当今世界推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属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范畴,与过去的传统货币政策有本质区别;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预期利率效应、投资组合调整效应和财政扩张效应等三个渠道来发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多依赖于具体的措施,各个国家由于金融环境不同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导致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差异性。     

宏观杠杆率、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基于TVP-VAR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对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的时变影响机制以及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间的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对稳杠杆和稳金融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调控效果,不同期限组合能够实现抑制宏观杠杆率和促进金融稳定;从稳杠杆与稳金融的双向溢出效应看,二者互为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宏观杠杆率的适度波动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金融稳定,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在中长期内能够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势头。为此,货币当局应继续健全“稳杠杆”和“稳金融”的监管体系,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改革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质效,加快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形成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金融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民间金融领域立法及其走向

民间金融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地下”状态,被制度所边缘化。这与我国一直以来对待民间金融的抑制政策不无关系。而这种抑制并没有能够使民间金融的发展放慢脚步,反而由于民间金融长期处于制度所无法控制的隐蔽状态．造成近年来民间金融事故发生。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金融制度的改革为基础,引导民间金融的健康化、规模化、实体化发展,将成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金融结构改革与实体经济“脱虚返实”——传导机制、改革逻辑与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不仅是资产价格泡沫激励下的企业逐利行为，更是融资结构扭曲在外生冲击下的必然反应。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加剧了企业的信贷依赖，诱发了企业融资结构扭曲，导致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因债务积压过重而转向金融化投资，从而推升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水平。债务积压对脱实向虚具有U型影响，即处于债务分布区间高低两端的企业脱实向虚水平均较高，但高债务区间下的脱实向虚更具经济危害性，因为该区间下的脱实向虚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使得U型拐点左侧的曲线斜率高于右侧。金融结构改革可以破解自强化机制，进而改变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和斜率，从而削弱脱实向虚企业的自我扩容能力。最后，推进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修复资本市场功能，而修复策略应以减缓扩容、完善投资者保护为重点，且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能缓解金融结构改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冲击。因此，构建“金融结构改革+创新驱动”的联动战略是实现防风险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关键。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的实证检验:1979-2005

我国实行的渐进式金融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金融发展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型”模式,金融发展处于早期阶段,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这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没有成熟的特征是相符的。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金融数智化赋能实体经济：个性特征、运行机理与应对策略

发展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金融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源动力之一。当前，实体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竞争激烈的新阶段，迫切需要高形态的金融形式相耦合。我国的金融形态从最初的手工形态，经过信息化、互联网化和数字化阶段，目前已经是数智化发展新阶段。金融数智化能更有效地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阶段金融数智化赋能实体经济必须推进实体企业数智化建设，保持产融数智化水平协同；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以链融实现产融过程链接发展；做强超级金融数智化集成平台，提升金融综合供给实体能力；强化产融数据要素治理，驱动实体产业要素向高端化发展；拓展数智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做好金融数智化风险管控，维护实体经济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