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礼记》有关篇章作者及成文年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的发现与研究使《礼记》有关篇章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我们认为《礼记》一些有关思想方面的重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的儒家七十子及后学之手,他们在战国时代社会环境的要求之下,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儒学。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诗论》竹简编联原则与文本复原

上博《诗论》竹简编联和文本复原处于混乱状态的原因很多,但由竹简“留白”所引发的简制之争是其关键。我们认为《诗论》“留白简”与“满写简”之间不存在“简制”上的根本差异,《诗论》竹简编联和文本复原工作应该在依据“文义”及《诗论》作者“评《诗》思想”的大原则之下进行,同时需要充分兼顾“句式”、“文例”、“篇名组合”、“竹简残断类型”等具体因素,不断认识和把握其思想脉络,这是《诗论》更深层次研究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孔子诗论》所论《扬之水》蠡测

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对《汤(扬)之水》的相关评论。然而《扬之水》在《诗经》中有三首,分别属《王风》、《郑风》以及《唐风》。《诗论》所论的究竟属于何篇,聚讼良多。通过仔细梳理历代学者对三篇诗作主旨的分析,并根据诗本身意旨,只有《唐风·扬之水》主旨是有关妇悡。《孔子诗论》中所提到的《扬之水》应属《唐风》。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诗镜论》简介

《诗镜论》是藏族作家,主要是贵族僧侣作家奉为创作指南的一部谈文学理论和诗歌修辞技巧的书。这部书藏文叫作《》一般译为《诗鉴》或《诗镜论》,全译则为《修辞论诗镜》。实际上藏语“” (汉音译为宁俄)一词,是“美妙文雅的言辞”的意思,相当于汉语“文章”一词的含义。汉语“文章”一词,本也是“富有文采,斐然成章”的意思。同时“”这一命名,包括有诗、文和诗文合体三种文体在内,不仅仅指诗歌一种文体而言。因此这部书汉名译作《修辞论文镜》,或简译作《文镜论》,似乎较为合适些。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绘述楚骚辞,绘文难绘情——《钦定补绘离骚图》研究

《钦定补绘离骚图》是目前最完备的《楚辞》图绘本.它运用多种展现方式对《楚辞》诗歌内容进行摹绘,记录了画师对诗的阐释过程.画师过分忠实地还原诗歌文本,出现了诗歌内涵的消解.《钦定补绘离骚图》在编绘体例上有因袭萧云从《离骚图》的痕迹.由于创作背景不同,两书创作的目的、展现的现实风貌和表达的情感也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