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金秀花蓝瑶族源:东来说

关于广西金秀大瑶山花蓝瑶的族源,传统的说法是:从贵州、古州顺流而下,途中经过柳州,在象州县东部进入金秀大瑶山.进入大瑶山的时间是清代,与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无关.本文在历史文献和家乘族谱记载的基础上,经认真细致考证,提出花蓝瑶的祖先是从福建、广东而来,宋元时期溯西江到达大藤峡地区和"贵州"居住.唐宋元时期的"贵州",故治在今广西贵港市,不是指今贵州省.明代大藤峡瑶族起义失败后,起义人员及其后裔为避难转入大瑶山居住,并演化为花蓝瑶.     

金秀大瑶山各族群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 --对统计数据和问卷数据的分析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和族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广西金秀大瑶山各族群的语言使用状况正发生显著的变化,一定比例的瑶族成员已经不会瑶语,而瑶、汉、壮等族成员普遍具有使用多种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在族际交往的过程中,汉语方言(主要是桂柳话)目前仍维持着强势的地位,并成为大瑶山各族群人口重要的通用语言。     

金秀大瑶山旅游开发的整体构想

通过展示金秀大瑶山奇巧秀丽的自然风光,多样的生物景观,以及风格独特的瑶族文化资源,阐明金秀大瑶山旅游开发的潜力,从而提出采用现代精品意识来开发金秀大瑶旅游的构想.     

费孝通：永远的瑶山情

70多年前，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查，途中向导失引，造成妻死夫伤的人间悲剧。瑶山调查遭遇的不幸，使费先生和瑶族结下终身不解之缘。从1935年第一次访问广西大瑶山开始，费先生“从实求知”，“行行重行行”，在其有生之年，先后6次到大瑶山调查，写下《桂行通讯》、《花篮瑶社会组织》、《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四上瑶山》、《盘村瑶族·序》、《瑶山调查五十年》等蜚声海内外的经典学术篇章，不仅记录了大瑶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而且也为大瑶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重访六巷

针对68年前费孝通和王同惠所作的<花蓝瑶的社会组织>,对六巷进行了回访.在扩大研究对象,拓宽研究地域,进行更深入的专题调查,更精确的调查分类的基础上,提出"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主要为石牌制和瑶老制"的观点.     

茶山瑶的信仰和禁忌

茶山瑶是生息在广西金秀大瑶山地区的一支瑶民，与花篮瑶、坳瑶、山子瑶、盘瑶一起被合称为“金秀五瑶”。由于受落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限制，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原始巫教成为茶山瑶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本土道教的产生与南传和佛教的传人及其中国化，佛、道二教也逐渐融人到了茶山瑶的社会生活中。就其整体而言，是以道教为主体的巫、道及祖先崇拜的多元信仰。     

广西金秀茶山瑶民歌的音乐形态分析

茶山瑶,是金秀瑶族五个支系的一个重要支系,是一个善歌善舞的民族,人口达12547人,他们居住在一个神奇而古老的大瑶山寨。这里的瑶人吃苦耐劳,智慧和善,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大瑶山上开辟了自己广阔的田野,同时,创作了许许许多多的茶山瑶民歌,民歌体裁形式多样;音乐形态丰富多彩,风格迥异。     

金秀大瑶山瑶族在中国瑶学研究中的地位

本文从九个方面论证了广西金秀大瑶山在中国瑶学研究中的地位,为世人深入了解中国瑶族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首届"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综述

广西金秀大瑶山以其丰富的瑶族文化资源而被人们誉称为"世界和中国瑶族文化研究的中心."为打造"世界瑶都"文化品牌,充分展示金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扩大金秀大瑶山的文化影响力和旅游知名度,从而在传统文化资源与经济利益之间找到一条可持续富民的民生理路,2010年5月22日至24日首届"全国瑶族文化高峰论坛暨广西来宾金秀圣堂旅游节"在广西金秀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大会并展开了热烈探讨.论坛哲引了金秀瑶族文化具体科学的保护和传承措施,助推了广西来宾金秀圣堂旅游业的发展进程.     

走近花蓝瑶

2007年8月，我们第一次走进大瑶山，走进瑶族村寨。花蓝瑶是广西大瑶山独有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迁徙和山地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我们正是为此而来。从离山外最近的中平镇进人大瑶山，路况好的情况下，需要4个小时左右。中午以后，是没有车进山的，晚上行驶在崎岖的盘山路上，无异于羊行虎径，随时有被万丈悬崖吞没的危险。今天我们一行两人早早从南宁出发，如救火般的赶车、转车，还是在下午一点多才到了中平镇。为了能在天黑前进人大瑶山，我们搭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上路了。     

金秀大瑶山考察对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影响

金秀大瑶山考察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开始,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学术成果与大瑶山考察有关,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大瑶山考察中得到首次应用和体验。大瑶山的考察改变了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方向。     

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村政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和谐模式探讨——以桂北苗族村寨为例

本文以广西北部苗族村寨构建和谐社会为例,分析其治理的核心构成与政治参与性以及基层政治生活的关系,为探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与村政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民族史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子--管彦波新著《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评价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的出版,不仅在民族史以及民族学、民俗学方面有着较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将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它的学术贡献主要有系统地提出了"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的学科概念,翔实地考证了西南民族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瑶族新石牌与大瑶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黔桂瑶族侗族习惯法系列调研之一

石牌是指新中国成立后金秀大瑶山各村屯将本村屯的村规民约以石牌这种形式加以确立,以此为法,进行村屯民主管理的制度,新石牌保留了旧石牌的传统,又有所发展。在大瑶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尽管新石牌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     

觉醒又不能自拔的“多余人”

19世纪俄罗斯系列形象研究之一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极为特殊的一组人物群像。本文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的运行轨迹,较集中地反映了“多余人”的苦闷、探求以及不幸的悲剧命运。     

学科范式转变中的"民俗志"——以《中国民俗文化志》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为例

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出现了几次关于田野作业的大型讨论,2006年12月在京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便是其最新进展。主持人刘铁梁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俗文化志》的首批成果,对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撰写当前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所期待的民俗志?"——做了回答。本文将《中国民俗文化志》所依赖的概念("标志性文化")与写作模式("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加以批评,重启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促使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继续发展。     

试论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共耕社”生产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右江革命根据地曾在群众基础好的乡村试行创办"共耕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文重点分析"共耕社"创建的社会背景、内容、实施方法、效果及其历史局限性.     

从"汉族中心"到"各族平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思想的转变

本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民族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笔者从民族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思想如何由“汉族中心”到“各族平等”的转变过程,指出这一演化过程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和学术的变化。     

标识与符号:"物"的人类学研究

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本文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部分的梳理,论述相关人类学学派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