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

娱乐性是金庸在谈及文学及武侠小说时所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所创作的武侠小说中.金庸小说的娱乐性很强,这源于金庸自觉而大量地调动和运用了一些娱乐元素,主要在于以悬念和巧合展开叙事,极力挖掘并描绘人物的情爱世界,极富神奇性与想象力的武功描写,以及充满喜剧性元素,尤其是设置喜剧性人物和赋予人物性格以幽默、诙谐、狡黠、机智等特质,从而使金庸小说既扣人心弦,又引人入胜.     

众星拱月与从一而终——从《书剑恩仇录》看金庸的情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抒写大都借用中国古典小说及传统武侠小说常用的"一男数女,众星拱月"模式,主人公三妻四妾,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式结局是此类小说的通例,从形式上看,金庸没有超越这种模式,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着强烈的现代心理意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翻新既赋予了旧形式新的意义,更重要的,这种写情也使他笔下的情爱故事更能契合现代人的心理,而且,金庸的爱情故事绝大多数以悲剧收场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武侠类小说的情爱观.     

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

金庸小说的叙事艺术,得力于戏剧、电影尤多.戏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小说场面和人物调度的舞台化,电影的影响表现在笔墨描写的视觉化和场景组接的蒙太奇化.影剧式技巧的运用,使金庸创造了一种新的武侠文体.     

谈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与情*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是不断变化的.通过这些变化的侠客形象折射出金庸不同时期各不相同的人生哲学:金庸小说,不仅是一流的武侠小说,也是一流的爱情小说.金庸写爱情之深、之广、之奇,均可与世间任何言情大师一决高下.对侠客形象匠心独运的书写,对爱情多层次立体感的呈现,使金庸武侠小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亲睐,并在文学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传统言情范式的解构——试比较张爱玲、亦舒小说的情爱主题

张爱玲和亦舒的小说都以都市男女婚恋为题材,从女性自身处境入手,从内省的角度出发描写现当代中国从封建文化向现代化过渡中女性的情爱世界,关注爱情的世俗特色。她们摒弃了传统情爱叙事侧重赞美爱情中美好的人性、歌颂男女两性互相吸引所焕发出来的神性光辉的特点,撕开爱情的神秘面纱,直视女性弱点,呈现婚恋现实的一面,从而解构传统文学中爱情主题的言情范式。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为谋求生存而掉进神秘的泥淖无力自拔,让人为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亦舒笔下的新时代女性或因初具自救的力量而让人多了些慰藉。     

沈从文小说中的民俗意象化叙事

从民俗学角度看,沈从文小说中出现的审美意象显示出与民间情爱主题的某种关联风、云、雨、水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也是具有情爱内涵的意象;自然界许多动植物被赋予了情爱和子嗣繁衍的内涵;民俗节日也是民间男欢女爱的时节.小说中民俗风物的意象化是作者叙事建构的结果.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略论金庸武侠小说春恨主题的审美继承

金庸武侠小说达于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古典精神的复活.春恨,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常表现的主题模式,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呈现出独特的叙事表现.小说中春恨与情欲的伴生以及春恨的意象表现的主题学角度阐释,是我们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古典精神的发掘的一次尝试.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论萧红情爱叙事中的悲悯意识

现代女作家萧红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呈现出灵与肉的紧张对峙,往往以主人公对爱的彻底绝望而告终。但萧红在叙事中依然涵容着对人生的无限悲悯,弥漫着悲凉的人生感悟。作者深凝而诗意的目光已超越了情爱叙事本身的范畴,深入到人的生命意识深处,使读者往往忘记了叙述层面的情爱而感受到人生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