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论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症候

作为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新诗的语言理解对于建立新诗语言的民族化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现代主义新诗的"一意向外采辑",试图在现代白话语境下重现西方诗歌理念的诗歌策略,现实主义新诗则浸染着较为浓厚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色彩.无论是"类型化"的意象选择、寓"训诫"于"比兴"的语言架构还是叙事语态的繁华都鲜明地表明了彰显出现实主义新诗独特的语言实践.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就估评

以前我们看待中国新诗的成就,只定位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上,对它们的评价,也多从思想内容上加以肯定,而对于新诗的重要一翼--现代主义诗歌,大都持否定态度.而80年代的新诗研究,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有了一些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是不全面的,存在很多误解.一些人对现代主义并不真正了解,甚至不少是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评价尺度去看待现代主义,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即艺术性是可取的,思想情感内容是没落反动的.9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认识则较全面深入了,基本上是以肯定为主,而且能够从它与时代、与文学的现代性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随着对现代主义认识的深化,我们一下发现新诗的成就了不起,它是那样缤彩纷纭,多姿多采,世界上有的,我们几乎有了.例如对穆旦的认识,几乎是一个发现--他忽然被推到所有新诗人的最前面,决非偶然.即使对像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等现代主义诗人或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的认识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了.     

中国新诗成就与前景(笔谈)

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中,至目前尚不足百年。对于中国新诗的成就,过去的评论者大都估价偏低。如在１９５６年,朱光潜先生就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新诗给人有“一览无余之感”,像旧诗那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在新诗里是比较少见的”,这是因为新诗人‘过于信任‘自然流露’,结果许往往成为分行的散文,而且是不大高明的散文,这样就当然不能产生诗的语言所应产生的美感”。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争论,直到现在,许多人仍持这种观点。其实,对新诗价值判断的后面,往往都有一个辉煌的古代诗词的潜在参照系存在。中国古代诗词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新诗尚不足百年,怎样估价新诗的成就,新诗将向何处去,确实值得认真探讨。本刊现邀请了当今比较活跃的诗歌研究者就新诗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等问题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与深入研究。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相当困扰人的东西.一方面,在千年诗史之末出现的中国新诗在并没有能够完全"推挤"开自身远古记忆的时候,似乎总是要被已经习惯了传统审美模式的中国读者置于被审判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行进中也不断积累着自己的艺术经验,它也不断试图作出关于自己的总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人们产生了不同的眼光与需要,因而关于这一评价的分歧的确也相当引人注目.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     

自由与格律的消长——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探踪

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与"格律"的论争贯穿始终,它表现了现代作家对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与研究,体现了在新诗创立与发展的阶段,诗人们对于新诗美学意境的综合探求.对于它们的解读,是了解现代新诗发展历程、探求新诗发展规律的重要课题.     

鲁迅与中国新诗的境遇

本文通过考察鲁迅与中国新诗的某种关联,从鲁迅对新诗的零星论述中,就两个侧面辨析中国新诗所置身的境遇：一方面,由于语言变革的不彻底性和未完成性,新诗一开始便面临着语言自身的内在困难,并将之延续至今;另一方面,特别进入当代以来,新诗的精神性骨架在一些诗人那里付诸阙如,新诗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传统。因此,新诗未来的重建应着眼于这两个方面     

"不像诗"与"像诗":新诗艺术发展的"钟摆现象"

1943年,闻一多在他的那篇热情而又严谨的学术散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城市诗的历史机遇

不言而喻,现代都市是伴随现代文明一起发展的.由于中国曾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并且这种社会形态培养了与其相适应的文学情趣,所以鲁迅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当新文学运动勃兴之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且真正具有现代都市形态特征的城市也已经出现:但是,现代城市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弱势,而且大部分新诗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这一事实,使他们在观念、视角、知识、经验和文学情趣等方面,都没有做好接受都市文化的足够准备.这就形成了如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种情状: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写实的,写实中又大半是写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     

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

回眸近百年来的新诗,如果让我以十分计的话,大概可以以"六分成就,四分遗憾"回答.自然,不同的评判者,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着眼点,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完全求同,实无可能,也无必要.还应看到,在新世纪之初考察刚刚过去的上一世纪的事,准确性往往因时间距离太近而受影响.莎士比亚、杜甫都是在他们逝世多年后才获得应有的评价.     

论新诗的职能单一对诗体建设的负面影响

受时代的制约 ,特别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新诗的职能总是被世俗化、实用化和简单化 ,总是片面强调诗的社会教化职能或个体抒情功能 ,对诗的审美功能和语言游戏功能极端忽视 ,对写什么太重视 ,太轻视怎么写 ,过分强调内容大于形式 ,主题先行式写作盛行 ,很多诗人成也题材败也题材。八九十年代的诗人争当的是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新诗的职能单一严重影响了新诗诗体的建设。     

现代“纯诗”批评审美意蕴论

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在诗歌观念、审美态度、诗思方式、诗歌意象等方面的"现代"变革,一些诗评家注重新诗内在的艺术价值和规律,寻求新诗的自律性和独立的艺术地位,以"纯诗"现念来评价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以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积极适应着新诗审美变革的现代探求,在审美探寻动向、审美内质、审美价值尺度、审美对话模式等方面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诗"批评体系,其丰富的审美意蕴对现代诗学的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新诗的"亲"与"疏"

中国新诗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在所有新文学样式中大概可算最为突出.她从开始时的态度最决绝、变化最彻底但成绩并不理想的初期阶段,发展到后来,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汇集和重演了西方诗歌几百年的演变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至90年代,诗歌似乎又失去了曾有的辉煌和风采,成为了"在文学的诸样式中",环境"最为困难"的一个,"诗的地位日见窄狭和窘迫"[11].     

《新青年》“新诗歌”专辑研究

基于东北沦陷前期诗歌生产的颓势,《新青年》诗歌编辑于1938年刊出"新诗特辑",初显了其为振兴东北诗坛做出的努力,可称为"新诗歌"专辑的前征象。《新青年》附刊"新诗歌"专辑的出版,是东北沦陷区期刊诗歌编辑挽救新诗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东北现代诗歌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研究价值。"新诗歌"专辑显示了以知名诗人金音领衔的阵容可观的诗人群体,诗作呈现出以个体生命的体验表达对社会、人生、理想的认知和贴近现实的书写与抒情等特征,显示出中国古代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影响,诗人对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创作格调的双重选择与探索。     

何时成为一匹有野性而又聪慧的狼呢?--新诗流派与诗学批评发展断想

五四新文学运动,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之一,即结束了印象或感悟式的批评方法,而以西方关于思潮和流派的眼光,观察与透视古典与现代诗歌发展现象.思潮流派的分析性思维,进入诗歌和整个文学研究界域,结果是:新诗纷繁复杂的现象,得以梳理廓清.人们的接受视野,开辟出新的天地.作为对象的诗人群体和脉系里,一些艺术因素被突现的同时,另外一些艺术因素被淡漠或隐蔽了.不同民族差异很大的诗歌现象,在相似与对应的呼唤中,传达方法与思维运行的深层联系的寻找,使得这种理论借鉴和"移植",显示出现代性的品格与新鲜的生命活力.     

试论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重要影响

惠特曼在美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开创写作自由体诗的先河。中国诗坛自五四前后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惠特曼,新文学的主将们从其有着饱满的民族精神和充分本土化的诗作中汲取灵感,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成功地建构起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此后,无论战争救亡背景下极具使命感的新诗创作,还是文革后重塑人文精神的新诗再生的历程,都有成就卓著的诗人从惠特曼处受益。惠特曼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始终有着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