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失乐园”与“复乐园”——从“林肯天堂”看美国黑人历史文化精神在《所罗门之歌》中的重建

《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意义丰富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林肯天堂"起到了连接故事的纽带作用,与主人公麦肯、派拉特、奶娃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息息相关,并联系着美国黑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通过"林肯天堂",可以看到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的重建,也可以看出美国黑人从"失乐园"到"建乐园",再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精神历程。     

歌德与“世界文学”

歌德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8种语言,是各国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德通晓多种语言,熟悉欧洲国家各历史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形式,他翻译、戏仿或用这些作品的风格写作。《浮士德》简直是欧洲文学传统的汇集。歌德还对世界各地的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积极搜集欧洲主流之外的作品。他参与"世界文学"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两本诗集《西东诗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前者受波斯诗人哈菲兹影响,后者受中国戏剧和小说影响。歌德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他的"世界文学"我们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歌德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的观点,并宽容地对待这些观点,平静地接受或忽略它们。歌德赞同康德艺术和科学相互启发的观点。他的科学实践以及"世界文学"实践都是为了寻找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和和谐。     

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

<正>2023新年伊始,近年来活跃于批评界的《当代文坛》杂志推出专栏,再度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这样开宗明义：“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     

在历史语境中探索“文学”概念的发展——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美国学者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Literature)一书,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探讨"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由此呈现出这个概念由逐步累积到大致形成、再到离散为"文学性"的过程.这种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概念演变史的方法,具有明显的说服力,对于我国的"文学"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辉煌的历史:应该由哪些创造者来诉说——50集大型系列电视纪实片《讲那创业年代的故事》评析

50集大型系列电视纪实片《讲那创业年代的故事》一经在大庆电视台播出,立刻在社会引起广泛热烈的反响。这部大型电视纪实片深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情怀,深含着对老一辈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景仰,深含着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敬重,是对气壮山河的大庆石油会战的真实细致生动的讲述,是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刨根问底式的解读,也是让今天的人们用自己的灵魂去碰撞那样一段滚烫的历史,用今天的眼光去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真实的感觉的一部分量十足的作品。这部作品鲜明的美学风格和三大切入点(切入了那个年代——蓬勃奋进的时代气息、切入了那个年代——刚健豪迈的宏阔气度、切入了那个年代——鲜活感性的精神活力),说明了这部作品能够给人强烈的吸引力、说服力和震撼力的根据。对于这样优秀的作品,进行详尽的解读,细致的评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学习历史智慧,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多的帮助。     

卢卡奇“历史辩证法”评析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中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辩证法。卢卡奇试图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为此,卢卡奇选择了历史领域来实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革命。但是由于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历史辩证法的解读,没有使他最终彻底回到马克思。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历史意识

沦陷区文学中大量历史题材作品的存在彰显出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历史记忆。沦陷区历史题材作品不仅反映出沦陷区作家的情感倾向,也或隐或显地表明他们对待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为沦陷区人们提供了民族想象空间,更因言说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寓言式的丰富含义。通过历史记忆书写,沦陷区文学不仅延续且不断地深化、强化了沦陷区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纯粹的历史”如何可能——从雅斯贝尔斯关于“历史”的观念说起

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作为人之精神性存在的历史,称为"纯粹历史"。人类由于有"自我认同"的需要而使纯粹历史成为可能。纯粹历史不是以往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活动与事件的客观记载,而是关于人的精神性存在之真实叙事。纯粹历史区别于通常的历史在于它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历史。纯粹历史以人类生活之意义作为历史验检之尺度,其叙事标准是历史中的"道义";纯粹历史坚持历史之"未完成性",人类历史之前景在于人类自己。     

历史的圣杯: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波多里诺》

"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加拿大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提出的。这类小说具有鲜明的自我反映的特征,同时又悖论式地宣称拥有历史事件和真实的人物。安伯托·埃柯是当代最知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一,其作品熔深邃的思想性、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精彩绝伦的故事情节于一炉,并在作品中寄寓自己对当代世界的独到见解。文章分析了作为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波多里诺》,探求埃柯寄寓其中的文学和历史观。     

诗与历史之争

诗与历史关系的争论始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能表现普遍真理;旧历史主义则认为历史第一性,文学是虚构的文本;新历史主义颠覆了亚氏和旧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观认为文本与历史相互影响,文学与历史各自的作用都不可忽视。新历史主义建立的"大文学"观使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延展。     

瑶族千家洞民族习惯法的历史作用

之所以有瑶族千家洞民族习惯法,是因为瑶族千家洞有着特别的自然环境,特有的社会结构,千家洞瑶族遵守《平皇券牒》的这部古代事实上的"民族区域自制法",瑶族千家洞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外桃源。瑶族千家洞习惯法文化包含着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认同的发展过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瑶族千家洞习惯法文化思想共识,有效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作用。     

历史场景与个体生命传奇的日常书写——叶弥《风流图卷》与苏州作家的历史叙事

《风流图卷》是叶弥历经十年、不断修改打磨完成的最新长篇小说,这部作品选择1958-1968年这个历史时段作为人物的活动背景,演绎了一卷与我们的"历史期待"和"历史想象"相去甚远的风流故事。触及这段历史的苏州籍作家还有陆文夫、范小青、苏童、荆歌、朱文颖等,他们的长篇小说在历史叙事方面与《风流图卷》有一些共性:"历史"成为他们表现个体生命传奇的"酵素",是更有效突显人性本色和本质的一个背景,借助特定时段的时空信息,他们在最大程度上返回"日常",返回"个体",在那片特殊的历史天空下,为我们呈现了人性的更多侧面和可能性。同时,对"日常"、"个体"的专注也使得苏州作家的历史小说面临种种局限,在迈向"史诗"境界的路途中,苏州作家任重而道远。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问题——与王伟就中国当代文学“向外转”商榷

王伟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2期撰文《再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外转"》(以下简称"王文"),就我对张光芒发表在《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上《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以下简称"张文")商榷问题进行了反驳,认为我对张文存在着误读和扭曲。通读全文,笔者认为王文在文学理解上存在着诸多"非文学性"的认识,主要表现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等问题上,从而对我所主张的"个体化世界建构"观点充满了误解。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历史人物·场景人物·线索人物——谈《新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形象

《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以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家李尔重以纵观历史的气魄、全面再现时代生活的写实笔墨,将中国人民十五年艰苦抗战的整个历史进程尽收眼底,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画卷。与当代其他许多历史小说相比,这部书有着它明显的独特之处。其一,它更侧重于史实,而不象大量的历史小说那样更侧重于文学性。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便至少有两类,一类侧重于文学,一类侧重于历史。在侧重于文学性的小说家那里,历史事件往往只是一点因由,一种背景。而在《新战争与和平》中,历史事件却成为叙述结构的主线,成为被作家正面地、详尽地展示的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文学性与现代性--《一个非文学性命题》引发的理论问题

文学性有多重含义,它除了具有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性、否定性之外,还具有现实层面上的现实性、肯定性,因而文学现代性就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在现实层面上,它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在审美层面上,它以特殊的方式超越了现代性.从这个角度看,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一文的否定性文学观具有片面性,它忽视了文学的现实层面和文学的肯定性,其现代性、共同性、文体性与文学性无关的结论也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