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言一致"运动再认识

由于发展史观以及“文言一致”自身“言”直接成“文”这一字面幻象的影响,许多人未能认识“言”与“文”均是为建立近代国民国家所“独创(”矢野龙溪语)而非固有这一内涵,更未能深刻认识其核心是为引进西方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而进行的“话语”建树。本文旨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日本“文言一致”运动的分析,建构中、日、西参照体系,透过幻象剖析其实质,从而为正确解读文学作品,重新认识国语和国文学的凝聚力提供借鉴,以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文言“而”或者“以”连接助动词和一般动词的例证

文言虚词“而”或者“以”可以连接助动词和一般动词(助动词本是动词的一个分类,本文把助动词以外的动词称作一般动词)。这一语法现象在文言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据笔者所知,除了《文言虚词浅释》以外,其他文言语法论著或虚词工具书都没有论及。由于体例的限制,《浅释》仅仅指出了这一语言现象,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见该书43页)。本文拟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而”或者“以”的这一语法功能。“而”字连接助动词和一般动词,在现代汉语里几乎不存在了,只有偶尔可以看到“不得而知”这个词组。这个词组不能这样解释:“没有得到某种情况然而却事先知道了。”因为,第一,“得”字在这里不是一     

台湾当局“弹性外交”的实质是“一国两府”

<正> 蒋经国先生逝世一年多来,台湾最高当局先后多次对关心台湾前途的海内外人士宣称:本地人也好,内地人也好,“都是同样的中国人”;国民党“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要统一”①;“我们必须共同确认,中国只有一个”;“统一中国的目标是绝对不能改变的”,等等。在中国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国共两党虽然有分歧,但在坚持“中国只有一个”的立场上、目标上,双方都是一致的。台湾当局有这样的声音,历史将会给予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到底,表现了一定的不彻底性,当前正在推行的所谓“弹性外交”,即是明显的例证。对此人们不得不格外关注。 1971年以来的近20年中,台湾当局的对外关系有过两次较大转变。第一次是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在     

相同的追求 不同的结局——比较《李娃传》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唐代文人有意识地创作文言体传奇小说阶段,鲁迅先生将它的出现称之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二是明代文人在民间话本的基础上模拟编写“拟话本”阶段,这促进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群众创作向作家创作的转变.突出代表这两个发展阶段成就的有两篇作品:一篇是自行简的《李娃传》,这是唐传奇中的艺术珍品,鲁迅先生评之为“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     

唐代文言小说与文学制作意识

对于唐代文言小说的定义 ,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 ,归其根本是判断标准的混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传奇”概念也是模糊变化的。其实唐人文言小说并未形成文体上的突破 ,只是文学制作意识在各旧有的叙事文体中得到大量的广泛的运用 ,这与唐人万象更新的风气相关。然而文言叙事文体的传统规范性使这种文学制作意识的侵入只能停留在一定的程度 ,所以“唐人传奇”这一文体称谓的科学性值得探究     

谈“学衡派”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学衡派”的性质,没有引起过怎样的争论,但论述这个派别的性质和表现的具体说法却是不一致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提到这个派别时是这么说的:他们“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然而在具体论述这个派别的表现时,却只提到一点他们如何反对白话、提倡文言的事,并没有以足够的论据来证明“学衡派”的反动性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类型特征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类型划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以不同的标准来划分 ,自有不同的类型。从现存数百种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来看 ,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即 :编排类型、题材类型、体材类型、结构类型。编排类型又可分为三种 ,即 :分类、准分类和非分类。题材类型最突出的特征是“杂” ,自宋至清诸多内容题材集于一书的“杂” ,几乎是贯穿始终的 ,其中专题性总集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体材类型有两种 ,即“世说体”和“虞初体” ,这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文献的两种体裁。结构类型是指某种总集产生之后 ,模仿之作绵延不绝 ,形成一种“大结构主义”的“结构类型”概念。     

文言使动用法探微——从一个例句谈起

河北师院孙钧锡编著的《文言基础知识》一书,在谈文言使动用法时,以“大王必欲急臣”(《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例,说:“给形容词带上宾语,用如动词,但既不是使动,也不是意动。这是形容词用如一般动词。‘急’本来是形容词,不能带宾语,这里给它带上宾语‘臣’,‘急’用如动词。不过,‘急臣’既不是‘使臣急’(使动),也不是‘认为臣急’     

从“的”字的引入与使用谈近代汉日的语言接触

文章以近代“的”字进入文言并逐渐取代“之”这一语言变化为例，分析以汉字为媒介的近代语言接触给汉语带来的诸种变化，并追问产生这些变化的方式和缘由。研究发现主要有三:(1)“的”字进入文言起源于汉日近代的语言接触；(2)文言中首先出现了“～的～之～、～之～的～、～的～的”等与日语相近的新结构，体现了语言接触给汉语带来的变化；(3)新结构中的“的”字具有与日语后缀「的」近似的语义。      

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即彼存在争议。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在方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从“补缺假说”看高校英语口语教学

"哑巴英语"和"中国文化失语症"是口语交际中的两个极端情况,反映出口语教学中两个被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根据"补缺假说"原理分析了高校英语口语教学的问题,提出在口语教学中从语境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式两个方面进行补缺,才能够使学生形成较为全面的英语口语能力,才能够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生成的五大非诗原因

19世纪末20年纪初，历史久远的汉诗确实需要采用白话和自由诗体，来打破有些僵化的言在语言上和韵律齐整的定型诗体格律诗在诗体上的垄断。但是这些体变革的内因并不会导致极端的新诗革命。社会变革这一外因极大地催生了新诗革命及白话诗，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取消、留学运动的兴起、传教活动的普及、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的流行这些非诗事件，极大地改变汉语诗歌此间的功能。汉诗功能的巨变带来了汉诗体的大革命。因此白话新诗既是汉诗体自身进化的结果，更是特殊时代的政治化变革的产物。     

区分"语言"和"文字":中国知识界的紧迫课题——评《光明日报》一篇谈"汉语世界性"的文章

＂语言＂和＂文字＂是语言文字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中国知识界普遍拿＂文字＂说＂语言＂。张桃先生的文章《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误把＂汉字文化圈＂当成＂汉语文化圈＂,在此基础上论证＂汉语日渐成为世界性语言＂毫无科学性可言。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宏观的语文知识＂急需进入中等教育,中国知识界急需在这方面集体补课。     

初中生语言水平现状的调查研究

本文是国家裁委九五重点课题"中过对三个地区六所学校初中学生的拼音、笔顺、汉字、语法等语言知识的测试,分析了当前初中学生语言水平的现状及造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形态的选择与游击战思想的运行原理

战争形态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毛泽东所倡导和实践的游击战争是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争形态。敌我实力的巨大悬殊是实行游击战的必然因素。中国地域的广阔和地形的复杂多样、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不断斗争，为游击战争提供了持续下去的现实空间和政治条件。游击战真正发挥效用，还必须有其他战争形态和革命形式的配合。要有高度的政治动员和有效的政权建设，还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壮大革命力量。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实施。是有其哲学依据的．矛盾发展不平衡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及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原理即是其能够畅行的深层的哲学根据。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语言变体与翻译——由《哈克贝恩·芬历险记》看语言变体的汉译

语言变体是相对与标准语言而言的,它在每一种语言里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英语的变体可以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手段来体现,而汉语则主要通过词汇来显示其差异.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给英语文学作品的汉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文旨在通过对<哈克贝恩@芬历险记>两种译本的比较来探讨英汉语言变体的翻译方法.     

汉语古诗词离别文化英译初探

离愁历来都是中国诗歌永恒的主题之一,这其中不可忽略的是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翻译则是以口语或笔语的形式用听众或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转达出发语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之间建立某种等同,因此翻译并非语言本身客观僵硬的再现,而是在译者参与下受社会文化语言影响的再创造。所以在古诗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传译便也成了诗歌形式及内容传译之外的又一重要使命。文章结合汉语及英语语言特点,以中西方翻译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中国离别文化在古诗词英译过程中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