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达昌”反叛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邦达昌”反判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成为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角逐的重要对象.西藏在1888、1904年的两次抗英斗争中均以失败告终,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两度出走.在两次出走内地和印度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内地和英国在印度的近代化设施,再加之受"教育救国"思潮和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为改变西藏传统教育与现实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不彻底以及僧人参政的局限性等原因,邦达·多吉等人遭受西藏上层保守势力的迫害,一生始终贯穿着艰难的抉择:邦达·多吉最初提出"康人治康"思想;组织了"和睦四友";后来参加"波巴政府",转而同情、支持和参加革命.在重要历史关头,邦达·多吉等康区实力派人物维护藏汉民族间的团结,重新修复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松弛的关系状态".     

略论近代西藏留学生与西藏近代化

西藏近代留学运动最初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改革的组成部分,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留学的科目集中在新政改革急需的项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受挫后,公派留学也基本消失.但此后西化的风气渐渐沁入西藏社会,部分有钱人开始自发把年幼的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接受普通教育.留学生在西藏近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西藏由来已久的权力平衡.     

夏扎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关系的演变

夏扎是清末民初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其对英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及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在1890至1903年里,他从反对与英国通商到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以处理英国发动的第二次侵藏战争,他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权力冲突中被革去噶伦职务.在1904至1913年里,他转而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处理与中央政府冲突的得力助手,他竭力寻求英国的支持,并成为与英人打交道的”亲英派”.在1913至1919年里,他虽然反对中央政府恢复治藏权力,但也反对分裂西藏.他虽然为首席司伦,但是并无实权,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关系变得冷淡.     

罗布桑车珠尔与清末民国藏事

清末民国时期,蒙古人罗布桑车珠尔曾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过二十多年的交往,是近代蒙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五台山及晋京期间,罗布桑车珠尔作为随员参与经办事务。1912年民国初立,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授命罗布桑车珠尔,选派西藏驻京僧人罗桑班爵等秘密入藏联络,历经曲折,避开英印封锁,成为第一批成功入藏的中央政府代表。1913年,罗布桑车珠尔会同西藏驻京僧人江赞桑布等办理国会西藏代表选举事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三品僧官和全权代表、沙俄政府驻拉萨的政治密使俄籍布里亚特僧人阿旺·德尔智的活动(1888-1910)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既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身边三品僧官和全权代表、又是俄国政府驻西藏政治密使的俄籍布里亚特僧人德尔智,无论在西藏僧俗上层,还是在俄藏关系中,都是举足轻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本选译记述了德尔智的出身、经历和1910年以前的主要活动,诸如,1853年德尔智生于俄国外贝加尔省霍林,自幼入寺为僧,1873年(18岁)冒充我国外蒙喀尔喀人前往拉萨学经,1888年(35岁)获佛学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随即被举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与达赖朝夕相处;1895年达赖喇嘛亲政后,德尔智成为他所倚重的政治智囊,受到重用,被提升为三品衔僧官大堪布,并在一切政教事务方面拥有发言权;德尔智利用一切机会向达赖喇嘛、摄政等高官,灌输“亲俄”、“联俄”思想;为抵御英国侵略,达赖喇嘛派遣德尔智于1898、1900、1901和1906年秘密出使俄国寻求保护,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并与俄国外交大臣等政要举行会晤;1901年德尔智被沙皇政府任命为驻拉萨政治密使以后,完全按照沙皇政府意旨行事;他还力促俄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建立“正式”关系、建议沙皇政府在西藏设立领事馆,并采取步骤加强对蒙、藏的影响,在文化、经济方面对蒙、藏进行和平征服,等等.此外,本选译还记述了英军入侵西藏和在西藏的暴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摇摆等.总之,本选译记述了俄国插足中国西藏,向西藏伸张势力,同英国争夺西藏等情况,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档案史料.     

论1910-1912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晚清政府的藏务实施令西藏地方上下丧失信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亦感不满,精明的英国人则借机拉拢、引诱十三世达赖。1910年十三世达赖离境出走印度,至1912年5月,前后在印度境内停留两年。此事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依托英国的思想;第二,英国笼络扶持西藏上层势力的模式取得了成功,之后西藏宗教领袖出走印度成为其政治诉求道路的选择之一。当然,人们不能过分苛求生逢乱世、面对乱象的十三世达赖会超越历史。     

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以陆兴祺研究为中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更替,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后,西藏的地位为新政府的宪法所确立.民国政府通过任命西藏办事长官等,显示对西藏拥有主权.民国元年,北京政府任命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民国2年,驻印华侨陆兴祺继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虽然由于英印政府阻拦等原因未能入藏,但他仍然成为民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班禅等西藏地方政教力量联络的中间人,在反对“西姆拉条约”等过程中,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文章利用已公布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主要围绕陆兴祺在民国初期涉及的西藏事务,考察北京政府时期设立的西藏办事长官等职官沿革,讨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20世纪初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本文引用了丰富的档案和报刊资料,考述了20世纪初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前后而发生的种种诡秘事件,其中主要涉及两位俄属布里亚特蒙古人,一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洗礼大师＂阿旺·德尔智,另一位是受雇于俄国外交部曾在俄国参谋部中亚探险与情报工作印度小组受过训的泽仁布,他们的神秘使命在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外衣的掩护,达到如何影响达赖喇嘛与英国抗衡目的,从而使俄国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或扩大自己的影响。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信函解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至1959年3月达赖集团武装叛乱之前,毛泽东多次致信十四世达赖,亲切关怀,表达良好的祝愿和期望;尊重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权力;政治上团结争取达赖喇嘛;简略地阐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的生动范文.同时,从中可以了解到现流亡国外大搞"藏独"的达赖,不仅背叛了其祖国和西藏人民,也背叛了当时的政治诺言.     

1946年西藏官费留学团考

西藏近代官费(公派)留学教育,是20世纪初叶,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西藏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落后现状进行"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是清末名臣张荫棠、联豫治藏思路的延续和发展,亦有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染指西藏的影子。1946年西藏派往印度的官费留学生与早期相比,在求学时间、地点、教学计划、学员构成等方面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的变化等原因,这批公派留学生未能按计划赴英深造,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归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为建设现代化的新西藏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驻藏大臣温宗尧筹藏试探

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西藏任职只有一年两个月,他在筹藏策略方面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产生较大分歧。温宗尧筹藏最令人注目的行动,是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谈判,并达成七条协议。此协议不被联豫认可,亦最终被清中央政府否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三世达赖出走拉萨,得知消息的温宗尧建议联豫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阻拦,这反映了他筹藏时还有强硬的一面。温宗尧《咨请川督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折》,对当时西藏地方所面临的英、俄两国威胁与侵略的形势,均有相当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这与他关注英俄对西藏地方博弈情形及通晓外交有密切关系。     

八世达赖剌嘛与平定廓尔喀侵扰西藏

18世纪末,廓尔喀先后两次入侵西藏,损害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清王朝及时发兵西藏,在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协持下,迅速驱逐廓尔喀,从而保卫了西藏,巩固了边防,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增强西藏地方政府和全体民众的向心力。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官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是由当时社会的各种人物和事物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打开西藏近代史,印入眼帘的是"政教合一制"这个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特殊人物和事物。在这个制度环节中,为产生承担政治和宗教最高权力的人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达赖喇嘛和摄政的权力正是这个制度的直接产物。达赖喇嘛和摄政一经产生就具有了政治和宗教的最高权威。因为达赖喇嘛和摄政拥有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威,使得他们的权力和世袭的贵族权势形成一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其后果是达赖喇嘛很难获得掌权的机会以及摄政为巩固权力的争夺。     

班辕返藏与"甘孜事变"

1937年12月1日班禅于返藏途中,在玉树圆寂,班辕奉命进入西康,由于中央未能妥善解决班辕善后问题,而西康设治未久,内部矛盾复杂,遂因德钦汪母婚事问题,酿成"甘孜事变"。本文通过对"甘孜事变"的论述,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它势必影响到与西藏关系密切的西康,这是以前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未能注意,亦未能研究的方面。     

也谈西藏和平解放与“一国两制”

"两制并存"与"一国两制"涵义不尽相同。把"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现实断定为西藏实践过"一国两制"的政策,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所谓"一国两制"政策在西藏招致失败或终止更是子虚乌有,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政治制度也并非"原封未动",同解放前相比,尤其是同"十七条协议"的有关条文相比,西藏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性质已经部分地发生了质变。而达赖集团所谓的"一国两制",其实质和要害则是"两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