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嬗变中的信访困境与出路探析

在我国单位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过程中,底层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原子化动向使得数以亿计的非正规就业人群难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寻求低成本的权利救济,从而涌向成本低廉的信访部门,逐渐形成信访洪峰。在刚性稳定思维下,政府部门由于缺乏以往那种依靠单位而形成的有效治理而产生了该群体是不稳定因素的幻象判断,于是上访制度和上访人群成为被治理的对象,法院出于＂讲政治＂的需要,对信访洪峰的形成与纠纷解决难度的加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与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也常常使得信访案件数量大增。因而,信访制度的解困之道就需要从前述各个环节入手,而非仅仅依靠信访制度本身的变革。     

我国信访法治化的路径研究

信访的本质是公民维权与化解纠纷机制,如今信访却越来越面临着困境,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更日益与司法权威相冲突,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阻碍。信访作为“本土资源”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也有着政治与法律的渊源,但急需被纳入法治轨道。我国信访法治化的总体目标是构建科学的纠纷解决机制与公民权利救济机制,以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信访法治化的具体改革思路为：明确制度定位并制定《信访法》;加强普法教育;建立诉访分离制度并树立信访制度的权威;要与人大制度紧密结合。     

对我国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研究

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信访终结机制始终“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应该整体设计,总体思路是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中国语境下的信访法治化

陷入困境的信访制度必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但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信访法治化必然会面临传统与未来、心理和法理等诸多矛盾的碰撞。信访法治化必须遵循中立、公正、统一、效能的原则,必须把实现权利救济作为信访第一要务,必须以专业化、程序化、规则化为目标重构信访制度,必须加强信访部门的职权。信访法治化应当从整合信访机构、重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权威等路径开始突破。     

中国信访之法有何用——一分为三的信访制度法治思辨

对信访制度应当一分为三地客观看待,既不能妖魔化,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更不能对信访和法治的关系持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对即错的简单看法。信访与法治的冲突客观存在,信访存在着诸多先天制度缺陷,对法治确有负面影响,但信访也有独特的优势,是对法治僵硬性和滞后性的必要的柔性补充。信访是当前社会治理不能放弃的手段,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一环,但信访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找准自身定位,在法治轨道内良性发展才是信访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信访走向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是信访改革的根本取向和必然趋向。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目标定位

当前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所遭遇的实践诘难应归因于它所涵摄的协商理性未获得法治化表彰。因此,将行政信访建构为彰显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应当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环境下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导向。唯有通过强化行政协商才能促使我国行政信访价值的回归和制度理性的彰显,让行政信访在凸显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促进主体双方良性互动、理性合作上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善治的发展。     

中国信访制度之现代转型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信访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信访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相关的信访制度也面临着由传统到现代的理性选择。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框架内,信访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应当摆脱传统政治思维的桎梏,逐渐实现信访制度的去政治化,信访机构的多元设置要通过更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充分实现其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此外对公民所享有的信访权利的定位也要实事求是,从现有的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体系的实际状况去考虑。通过审慎的思考使信访制度能够更好地为社会稳定及发展提供一种有效的保证方式。     

信访制度的司法转向——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视野之证成

伴随着国家传统治理方式的改变,现有的信访制度已经难以应对新时期社会稳定的诉求。改革信访制度,首先应当破除单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表达方式,增强作为公民监督手段之一的信访制度实效性。信访法治化需要一个规范有效的权力来保证运行,在维持信访制度功能的前提下,将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视野或许能够促使信访制度的规范运行,而作为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在制度设计上已具备吸纳信访制度的条件。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现实运行中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着诸如功能错位、工作部门职责不清、重"人治"轻"法治"等问题,针对此,通过对信访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从信访立法、完善信访监督体系及相应信访代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建议,其对于完善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新形势下信访制度革新的困境与对策——基于《重庆市信访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分析

信访法治化建设与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是当前信访制度革新的核心维度.基于对《重庆市信访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重庆市目前存在“信访法规体系不完善、信访意识与观念落后”“信访功能定位模糊、信访工作机制与方法欠缺”和“信访第三方参与缺失、多元信访凸显潜在危机”等问题,并提出“转变思路,更新理念,加速法治信访建设”“绿色公开,精准终结,推进责任信访建设”以及“公民参与,基层治理,推进多元信访建设”等3条基本对策.     

新时期高校信访工作的发展

高校信访工作是师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高校新时期发展的重要参考。为充分发挥信访工作的效能,新时期高校应重视信访工作的与时俱进发展,积极树立创新的工作理念,构建严格的信访制度,并努力提升信访工作对教学和科研的服务水平。     

我国信访制度的历史流变、困境及出路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经历了从权力控制、群众政治参与到权利救济三个阶段的变化。现行的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产物,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便宜设计,然而,传统的社会心理因素在该制度实践中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本身正面临法治化的挑战,其出路在于改变传统的权力纵向控制方式,建立以权力互相制约为基础的扁平化的治理模式,使信访制度回归到辅助性的地位。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

涉诉信访的程序性设计包括诉讼性和非诉讼性程序设计两方面。涉诉信访作为信访的最主要方式,其程序化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在于通过这种程序性设计,使民众与行政司法人员形成一种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实现进行意识积累。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的法律属性分析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单一角度理解其法律属性已不能满足我们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需要。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的规范性文件见证着有奖举报制度的发展历程。以现有规范性文件为实证分析样本,我们可以发现,有奖举报制度分别以行政执法的辅助手段、公众参与的特殊方式、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等样态体现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这些样态实际体现了有奖举报的三种法律属性。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允诺是最可涵盖有奖举报不同样态的适当概念。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述评

缔约国报告制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监督实施的主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寻求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有效手段。缔约国报告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独立专家机构通过接受,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与缔约国建立建设性对话关系,从而促使缔约国履行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报告制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正确认识这种监督实施措施的性质,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应该对缔约国报告制度进一步改革,国家应该增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是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有效制度,已在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举报悬赏是行政机关执行的一种带有私法性质的法律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但是,现实中执法部门对举报奖励制度的态度仍然是工具主义的,举报奖励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甚至引发了一些法律纠纷。为此需要在举报奖励制度的适用事宜、适用主体、奖励资金来源和奖励的标准、举报奖励的处理程序、举报人的权益保障、举报悬赏的救济等方面加以完善。     

“告”与“理”关系解读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和终局性,即对于法律纠纷应实行不告不理和有告必理。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告"与"理"之间的四大关系———不告不理、不告而理、告而不理和有告必理做了分析,并对司法权的运作原则与司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平衡器"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以纠正当下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     

亲告罪立法比较研究

亲告罪同非亲告罪相对应 ,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依据追诉条件对犯罪所作的分类。亲告罪立法有其重要价值 ,然而我国现有亲告罪立法因局限于绝对自诉追诉体制 ,立法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应在合理的程度内扩大亲告罪的立法范围 ,因而有必要突破现有的立法模式 ,借鉴其他国家立法成果 ,增设可公诉的亲告罪 ,塑造综合主义的亲告罪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