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老年户外休闲行为特征的时空变异分析——以2000年和2010年为例

2000年至今,伴随北京市老年人口收入提高和休闲设施的改善,北京市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质量与十年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通过2000年和2010年对北京市区的900多位老年人进行公园绿地抽样调查与比较分析,发现北京市老年人的户外休闲行为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闲暇时间增多、休闲区位半径扩大、休闲活动偏好个性化和休闲消费多元化。为适应老年休闲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城市建设中应加强对老年休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注重社区休闲功能与公园休闲功能的互补结合。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生活状况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则催生了一个日益增多的特殊老年人群体：候鸟式老人。他们频繁地往返于原居住地与城市之间，其生活特点、需求与本地老年人有较大差异。本文选择了广州市外来移民较集中的穗园小区和中山大学小区为研究案饲．调查候鸟式老人在社区中的休闲生活状况，分析他们在原居住地和广州居住小区之间的活动差异，总结了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特点。由此提出从城市、社区、家庭三个层面来改善城市候鸟式老人的生活状况。     

我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特征研究

本文根据CHARLS数据,研究了我国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特征,发现:影响农村和城市的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劳动收入对劳动供给都有正向的影响;从我国目前的阶段来看,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不存在的;非劳动收入对农村和城市的中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都存在"门槛效应",但是具有不同的特征,即在农村劳动供给与非劳动收入正相关,而在城市二者呈现"V"型关系。     

杭州市老年人口休闲状况调查与分析——基于一个小样本的分析

改善老年人口的休闲状况是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完善老年人口群体的休闲设施也是丰富“住在杭州”内涵的内在要求。本文通过抽样调查,了解到杭州老年人口注重提高休闲生活质量,且休闲种类多样化,并已经向现代转变,但休闲形态仍属于传统型。本文提出了要立足未来老年人的需求,有效服务于老年人口群体和积极开发“银色资源”,必须加快社区建设。     

城市旅游生态足迹动态分析——以宝鸡市为例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对陕西省宝鸡市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旅游生态足迹分别进行了测评。计算出宝鸡市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分别为0．081543hm^20．064396hra^20．05492hm^2。结果分析表明：1．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与游客量不呈正相关关系：2．影响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总体变化的关键因子主要有旅游流的数量与方式、旅游者的消费水平和结构、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和旅游目的地（景区）的利用与经营发展水平等因素;3．旅游饭（酒）店的能源生态消费实际上比建筑生态消费大。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对高星级饭店需求的增加．这种规律有弱化的趋势。     

“低保”需求与供给错位了吗？

文章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并构建空间Durbin计量模型，对2003～2014年间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空间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的“低保”需求与“低保”资金供给存在错位的现象，分税制改革与地区分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造成“低保”需求与“低保”资金供给错位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当中央政府提出要向民生倾斜时，地方政府存在竞争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倾向。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分析

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是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必然要求.通过对辽宁省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需状况的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内在结构与逻辑机理.结果表明: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需求意愿、家庭特征、制度特征和供给能力,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因此,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需要尊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意愿,加大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支持力度,注重体现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共性供给,优化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提升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有效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2001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结合农村实际状况,详细分析了代际支持网络的性别差异、居住距离、规模和密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父母的需求、性别偏好、居住空间距离对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旅游人口研究初探——兼谈人口分析在旅游市场中的重要性

旅游业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资源的供给和旅游市场的需求两个方面 ,然而一段时间来 ,我国旅游业发展忽视对旅游市场需求的研究。本文试图从人口分析的视角来探讨对旅游业市场需求的认识 ,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 ,旅游业的纵深发展 ,旅游人口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     

攀枝花市旅游人口承载容量研究

选择四川省攀枝花市典型旅游城市5县19个景点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空间、社会、经济作为三大主要旅游人口容量的影响因子,并改进了社会容量方法,定量分析了攀枝花市旅游人口承载容量。研究表明,空间承载容量成为制约攀枝花市景区发展并限制接待游客容量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旅游线路不发达,景区内可达面积小。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旅游人口承载容量的理论和研究体系,可为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从集聚收益与成本角度探讨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机制,并采用含有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流动网络权重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演化路径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增长特性,且1类大及以上城市的收敛增长系数最大,2类大城市和小城市系数大小相当并居中,中等城市的系数最小;工资、 第三产业发展、 教育、 医疗水平是促进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收益因素,环境污染强度是抑制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成本因素.     

城市老年人口异地出游限制分析--基于成都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成都市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老年人异地出游的限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是影响老年人异地出游的主要限制性因素,而在影响老年人异地出游时间长短的因素中,除了年龄、健康和收入,是否与子女共同居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老年人对出游限制的主观感知与客观出游状况不尽一致,影响异地出游的主要感知限制因素包括旅游兴趣和健康状况,而影响出游时间长短的感知限制则包括旅游兴趣、健康状况、出游价格和身体承受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我国老年人旅游参与的内在因素分析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老年人越来越多。旅游有益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很多老年人有旅游的意愿,我国老年旅游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我国老年人旅游参与的内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情感和城乡等因素对老年人是否参与旅游影响较大。主要收入来源对是否参与旅游不显著．但是所有收入是否够用显著地影响旅游的参与。在老年人的旅游与休闲活动关系上．较多参与其他休闲活动的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越大。但较少参与其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比中度参与休闲的老年人更多地参与旅游。前者表现为互补性．后者表现为竞争性.     

论大都市外来劳动力变动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以北京市为例

乡城人口流迁是城镇化的产物。中国正在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而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是在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在分析北京市目前就业压力和来源、流动人口的变动与城市就业的关系及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关于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框架。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财政分权、软公共品供给与户籍管制

文章在户籍管制问题的研究框架下,提出转型环境中财政分权因素是根本性影响城市户籍管制水平的观点,认为分权财政下的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会放松户籍管制。但软公共品供给增长与户籍管制呈现非线性相关特征。作者使用户籍管制程度指标,建立相应的实证模型,并利用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证实了理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与户籍管制程度显著负相关;户籍管制程度与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显著非线性U形相关关系。软公共品供给开始增长时,会使户籍管制程度变得更为严格;但随着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加快,会使户籍管制逐渐减弱。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研究理路与实现方式

农村养老服务是国家和社会为了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为其提供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医疗卫生护理及精神慰藉等服务的总称.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并因农村老年群体分异而出现了需求分化现象,但从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结构的布局上看,无论是供给内容、供给主体还是供给模式都不能有效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存在着供需失衡的结构性困境.为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可从坚持政府的核心供给地位、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养老服务、激发市场供给的活力和鼓励家庭养老的优先供给四个方面做文章.     

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的研究

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础,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多元主义为我国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政策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当前我国城市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市场化机制开始建立,老年群体对政府、社区依赖较高,对市场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认可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快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满足不同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创建多元化服务格局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家庭和个人等各方参与主体明确权责,分工协作,扩大有效需求,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凝聚推动供需两旺良性发展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