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跨省迁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从2000年开始流动人口逐渐由个人跨省流动转变为家庭化迁移,然而国内有关东北地区跨省家庭化迁移的人口学、社会学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定居意愿、家庭化迁居方式、迁居水平、影响因素对东北地区家庭化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跨省迁移家庭结构的稳定、流入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定居意愿的加强等因素使家庭在跨省流动家庭化迁移进程与迁移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家庭化迁移过程中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的年龄越大、在流入地时间越长、家庭成员收入水平越高,家庭化迁居水平就越高。面对东北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增强的情况,政府应顺应社会规律,强调责任主体意识,深化政策领域改革,建立为流动家庭服务的社会政策。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城市公共资源对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

儿童随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和家庭发展的核心环节,易受到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的影响.因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公共资源和服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可及性仍存在或高或低的壁垒,因此,探究流入地城市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状况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决策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实现过程及政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个人数据的基础上匹配同年全国各地市医疗和教育资源数据,并构建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流入地城市的公共资源数量与可及性对儿童随迁决策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随迁决策倚重于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源;而户籍制度壁垒会显著降低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的拉动作用.     

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增长,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现象就是流动人口的举家迁移,即人口流动正逐渐由分散的、跑单帮式的流动向家庭型流动转变。正确认识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现象有利于指导北京市经济和社会的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

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增加,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全面了解我国流动人口生存状况、准确把握流动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不断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启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本次调查立足流入地,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太原获得21771户流动人口家庭、47461名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本文基于该次调查的原始数据,分析总结了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活居住、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顺应人口流动新趋势 提高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能力

福建省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5月进行的对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15～59岁的4000名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生存发展状况进行调查。调查表明,福建省流动人口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家庭化和长期化,但在流入地集中于就业不稳定和收入水平低的行业,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的状况仍较严重,由此造成其定居落户意愿不高的状况,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进一步推动福建省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空间分隔,家庭成员居住生活在不同地域,其家庭结构不同于通常家庭的结构。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划分、迁移人员及其序次的分析,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界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带眷系数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因素、流动居住因素、在居住地的收入消费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带眷系数的影响,总结得出促进和阻碍流动人口合理流动的一些主要因素。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城市迁移和流动人口的科学调节

为什么要对城市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科学调节?怎样进行科学调节?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科学调节的现实缘由 分析缘由之前,需要对迁移人口、流动人口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暂住人口给予界定。人口迁移狭义指永久或非永久改变居住地的迁居活动;广义指人口在地理空间的一切移动或位置变更现象。流动人口是指暂时离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流动人口变化趋势研究更是罕见。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总结得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流动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流动对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均有影响,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男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工作时间受到影响,而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和收入受到显著影响。     

我国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普遍化趋势增强,经济因素仍然是主要的流动原因,“中长期”流动不断增加．跨省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三大区域流动人口比重发生不同变化,年龄构成仍显成年化,性别构成均衡化受到挑战,女性流动人口自主化增强,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明显,平均受教育程度已超过义务教育年限。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与影响

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对子女的监护方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考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基础上,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的方式与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监护方式可以按地区角度、孩子被监护角度和对子女教育监护要求程度三个方面进行划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监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与子女交往的方式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多元教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