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人性思想探索

颜元(公元1635年—1704年)是我国清初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批判家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杰出代表。颜元针对程、朱、陆、王的“理在气先”、“理为气主”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理论,提出了“理气融为一片”(《存性编》卷二)和“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颜元认为,气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理是万物所以然的规律,没有离开气而单独存在的孤立之理,理“无非是气之理也。”(《存性编》卷二)有气则有理,无气则无理。颜元依据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建立了他的人性论。颜元认为,人禀气而     

论颜元哲学思想

明未清初的颜元,当时僻处一隅,但在近现代却声誉日隆。目前我国学术界重提“明清实学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思潮”的话题时,又以颜元为其突出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可以从中寻求近现代中国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根基,作为当前文化发展战略的借鉴。因此,反思颜元哲学思想的实质、方法及其命运,就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一颜元“调合”①理气的唯心主义的二重化②宇宙论认为,“天兼理气数”(《言行录·齐家第三》),而宇宙图式的最高层次“大圈天道统体也,上帝主宰其中”(见《存性编·性论》)。“体用一源”(《四书正误》卷四),“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就是说,上帝、天命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

李退溪(1501-1570),朝鲜卓越的理学家,朱熹理气哲学的追随者及倡导者.他开展了孟子的“德之四端说”,以其为理之发用,因此乃是纯然善的;然而,程颐、朱熹言“人之七情”是气之发用,可善可恶.虽然退溪肯认气随理发与理随气发,但是无论在那一方面,他都坚持其观点反对奇高峰的批评.奇高峰认为,人之四端七情皆导自人之理气合一的本性,同时为理气所共发.     

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

朱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足。在鬼神观上,他认为鬼神是气,是形而下者;在人性论上,他认为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没有了地位;在道气观上,朱熹主张道是体是用。用便是气之流行。道气之间或别或合,不一而定。造成朱熹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理气二元观,即万物不仅有理本,而且还有气本。朱熹强调理气之间的统一性,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即理不仅离不开气,而且还是气的某个特殊部分。理便是气,这才是正确的理气观。     

试析“理气论”在刘宗周思想中的地位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作为明末儒学的殿军，面对王学末流“任心率性而行”，几近于禅的严峻现实，刘氏将“一气流行”为内涵的理气论贯通于心性论，使主体性范畴更具客观必然之特质，以贞定、收束和提升心性论的本体地位。一、阳明心学主体性范畴对客观范畴的消解作为宇宙论的基本范畴，“理气”以及与其直接关联的“道器”、“太极阴阳”等，在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那里基本上是被用来描述和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筑气、理本体论哲…     

艮斋田愚理气论、心性论及其在朝鲜理学史的地位

在日本侵略朝鲜朝,朝鲜民族危亡、国家遭辱、人民悲愤之时,艮斋田愚高扬春秋大义,赓续民族文化,他以朱子学、栗谷学为准的,审视诸家,借鉴前说,对儒学性理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作出别开生面的创新诠释。理是度越的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宇宙本体、本根,气是其体现的事物现象。理为生物之本,气为造化的枢纽。艮斋以阴阳五行多元、多样的东西融突和合化生万物,而不是一元的上帝创世纪。理与气不离不杂,合理气,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各有各的内涵和特性,理气不杂,构成理气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并推致心性不离不杂。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批评陆九洲、王守仁的“心即理”说,两创造性提出“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说。艮斋田愚的精神世界,基于他对朝鲜朝所面临的内外冲突和危机,反抗日本的侵略,继承道统,成为20世纪儒家理学史上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的特色彰显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绍承道脉的坚毅精神,创造性转化的理气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心性精神。     

王船山的宗教思想

<正> 王船山之宗教思想与其理气论关系密切。船山从理气论宗教,创见甚多,兹分数点论之。一、天人不合船山所谓天,包括理与气。“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     

张载“性”、“气”范畴刍议

张载哲学的研究,国内多数学者是以“虚空即气”判定张载在本体论上持气一元论,力陈其与程朱的理一元论、陆王的心一元论的对立.我认为这种见解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按其内在逻辑将张载哲学体系结晶成一系列概念范畴的有序联结,那就不难发现“气”并非作为单独的本体概念提出的,而是结合其他范畴加以阐发,并由此确立了性气关系结构,奠定其哲学本体论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到把握张载哲学体系结构的关键环节,重新认识其在宋代理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朝鲜儒者南塘的人物性异论及对朱熹理论的新发展

关于理气同异,朱子不仅初年和晚年观点不一致,而且在同一时期的论述中也存在分歧,这就为以后的论争埋下了伏笔。朝鲜儒者南塘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层说,即超形气之性、因气质之性和杂气质之性。前者是从一原的层次上单指理而几乎不考虑气影响的纯粹的性。此时万物理同、性同。中者从理气各指的角度同时表现了同种之间的普遍性和异种之间的特殊性,是因气质的理。同种事物气同,故理同、性同;异种事物气不同,故理异、性异。后者是从理气兼指角度考虑到万物气质差异的纯粹的气质之性,表现了万物的特殊性。此时万物气异、理异、性异。     

王夫之的气质人性论

王夫之作为宋明理学史上具有总结性特征的思想家,在理气论上,坚持以气为本的气本论,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分先后,理是气之节文的主张,以理气论为前提,在人性论上,他细致分析了气、质、性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乃是气质中之性,气日生日成,性也日生日成,并提出理欲统一,情欲非恶的观点。     

论明初曹端的理学及其历史意义

曹端(1376—1434),号月川,河南渑池人,学宗程朱,称明初大儒.他在理学中,排开技节的议沦,直接就理学中心的理气问题,著《戾说》篇,提出理气一体之说,与朱熹“商订”.曹端比说一开,即有“闻先生(曹端)之风而起者“薛瑄,和以曹端之说而发异议者罗钦顺,王廷相等等,他们或者把朱学推向“悃愊无华”的境地,或者把朱学理本气末,推阐为气本理末,颠倒了朱学.因曹端之说而产生的这些影响当中,即可看到新的思想,在原来理学的土壤中是如何孳生的?又可看到朱学(即程朱理学),至明代是如何被弄得“支离破碎”,以至王学得以乘间而起的?可以说,曹端在理学中提出理气一体之个新的论题,在后期的理学中是别开生面的.但曹端这一重要思想,过去却几无触及.本文即以曹端的理学及其影响两个方面,试为论述.     

简论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

姚鼐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辞类纂·序目》) “精”与“粗”即精神与形迹,犹之盐与咸。卤咸味寓在盐中,神、理、气、味寄于格、律、声、色之内。离开格、律、声、色,就无以体现神、理、气、味;但格、律、声、色又服从于神、理、气、味的要求。     

王船山理气论阐微

在船山那里,气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其全体即是天道之全体。理则不足以尽天道之全体,它只是气化之所显现,亦即显现为条理与性理。然而,虽然理与气有全与不全之别,但在本原的发生层次上,理气二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它们互相缠绕、纽合为一,亦即理气二者浑沦凝合于太极中。归结到底,理气二者都融汇在天道自身的本原发生、流衍之中。与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论相比,船山所领悟的理气浑凝是天道本真的流行,在此中气和理都真实无妄,二者积极地、充实生动地、不分主辅地交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