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雇员制倒逼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是政府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人事管理制度。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创新,政府雇员制在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改变人事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精英管理等方面给公务员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在中国实行政府雇员制,是政府改革的需要,也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其具体实施需要制度的科学定位与法规政策的完善。     

政府雇员制探究

我国政府雇员制既有其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国际背景,又有其运行的社会因素和合理内核,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创新举措,是对公务员制度的有益补充。它的发展与完善,对我国人事制度的改革乃至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升都将大有裨益。     

论政府雇员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政府雇员制本质上就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单纯“经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介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所谓政府雇员“公共人”与“经济人”双重角色的失衡,而在于如何使得这种介入达到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共赢,而要达到这种共赢的局面,就必须对政府雇员的自利性进行控制。     

透视中国政府雇员制：制度经济学与行政伦理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政府雇员制特点差异的比较,对中国政府雇员制实行经济学、行政伦理学的利弊分析和委托-代理分析,并提出制约雇员的制度与伦理途径,由于雇员制运行的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不完备性,再加上雇员作为"公共人"和"市场人"的分裂性冲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雇员制有别于西方,在中国有漫长的路要走.     

政府雇员职业道德:逻辑起点、二分性及其构建

学术界基于对社会个体原有的分析范式,认为政府雇员就是单纯的“经济人”。文章通过对政府雇员制的当然主体———政府雇员进行角色定位与透视,得出其具有“公共人”和“经济人”双重角色,并由此具有“公利性”与“自利性”的双重内涵这一结论。而政府雇员的双重角色导致其职业道德二分性,也就是说政府雇员的双重角色是其职业道德的逻辑起点,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探究其职业道德的构建。     

试论政府雇员制

美国、德国政府雇员制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有借鉴意义。我国引入政府雇员制是政府和市场接轨及高效政府的要求,也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种新思路,但政府雇员制在实验阶段暴露的问题值得重视和解决。     

中国政府雇员制的评价与展望

政府雇员制起源于西方,被中国地方政府借用。它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人事管理之中,使人才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在公共管理中的功能作用。这体现了公平、透明、竞争、平等的人事选拔精神,体现了以能力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是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理念的突破,是公共管理实践的探索。     

基于演化博弈的政府雇员监管研究

借鉴演化博弈论分析政府雇员之间、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博弈关系.首先,构建政府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不努力”的额外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及无形损失、“努力”的奖金收入及无形收益、“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其次,构建政府与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群体和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政府是否选择“监管”,与“监管”成本、“不努力”雇员的违约金、政府未尽到“监管”职责且雇员“不努力”时受到的“惩罚”等参数相关；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努力”成本、“不努力”的额外收益、“努力”的奖金额与无形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与无形损失、“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     

不完全编制与有效治理：基层治理中的政府雇员及其作用——基于A区的调查

编制管理以及编外人员“隐性膨胀”一直是基层政府人事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出发，针对中国基层治理中编内人员与编制外人员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不完全编制”概念。基于A区政府雇员的数据与案例，分析并探讨在编制刚性约束下，公务员编制管理的不足以及作为编制外人员的政府雇员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阐述“不完全编制”的形成逻辑。编制刚性约束与编外人员不断扩张，实际上反映了“一统体制”与基层“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所在。在基层治理任务并未显著减少和规模并未减小的情况下，政府雇员管理刚性约束增强会导致基层政府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用人规模的扩张。     

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聚类分析

论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表明,人口因素、交通状况和教育水平对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较大,而经济水平、民族因素和区划面积对我国省域政府雇员规模影响较小,人口因素和交通状况之间存在很强共振关系,其省际差异呈现高度一致性,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较强共振关系,其省际差异呈现较强一致性,民族因素和区划面积之间存在一定共振关系,其省际差异呈现一定一致性。据此,建议我国省域政府既要充分考虑各个因素的影响,又要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共振的影响,根据各个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和省际差异一致性选择适度的政府雇员规模。     

雇员的隐私利益及其伦理权衡

与雇主为维护公司利益对雇员进行监控具有道德正当性一样,雇员的隐私利益也具有道德正当性.作为雇员的工作空间,工作场所往往是体现公司监控与雇员隐私之间伦理张力的重要领域;雇员数据的采集与利用,体现的是雇主对雇员隐私、雇员尊严、雇员利益等方面的尊重与权衡;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伦理文化在雇员隐私问题上的差异,提升雇员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开启当代中国雇员隐私问题的破解之道.     

财政收入、政府雇员收入与居民收入——基于1978-2010年的数据

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与政府雇员收入增长情况和财富分配格局变化的分析发现,1994年以前,财富分配格局中财政收入的增速最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渐提高,财富分配向国家倾斜。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提高的同时,1978-2010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政府雇员收入从绝对值看在2007年以前增长速度最快,2007-2010年后增长速度放缓。民众内部财富分布在收入差距方面的排序由大到小依次是政府雇员与农村居民、政府雇员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为了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使民众能最大程度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财富分配应进一步向居民倾斜,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规范政府雇员收入,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加快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论公司雇员的忠实义务

文章主要研究公司雇员的忠实义务,由个案实证分析入手,提出我国公司法上公司雇员忠实义务缺位的问题.溯源传统公司法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制度,分析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进而比较现代商事实践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雇员身份职权的异同,从正反两个方向论证公司雇员承担忠实义务同样具有正当性基础.对公司雇员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规模经济、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以江西为例

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各级政府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县域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县域行政划分偏小,尚有广阔的规模经济改进空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成为推动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扩大县域人口规模,完善转移支付的分配,有助于减少政府雇员规模.     

公司并购中雇员权利保护制度的比较考察

并购带来公司结构的巨大变化,对雇员的权益亦产生很大影响。保护雇员在企业并购中的权益需要完善、有效的机制:要保护雇员在并购中的权利,使其对并购有知情权、发言权以及有公平补偿权,在于保护雇员在企业事务中的参与权、知情权。     

论责任政府的价值理念、运行体系与体制要求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治理与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核心价值,是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协制的制度安排。从传统责任制到行政问责制,从可问责政府到责任政府,真正促成责任观念现实效应产生的是一系列内在的控制机制、制度保障与体制支持。责任制度,一方面本身是一种现代政府的制度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是贯穿于所有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的一种价值理念和约束机制。完善的责任制度必将对其他制度的完善产生良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政府“不经济”行为及其治理对策

政府“不经济”是当前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大阻力。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科层管理理论出发,可以探索政府“不经济”的根源,对政策“不经济”的改革要从四方面入手:加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将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实行绩效管理;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法国的雇员发明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专利法对雇员发明的规定适用于公、私法人及其雇员,限制契约自由而确定对雇员的最低保护要求.雇员所完成的发明则以其是否接受相应的工作任务为标准分为任务发明与非任务发明,对应不同的权属、报酬制度.法国法还就完成发明的雇员、雇主确定了信息交互与保密义务以及相关的纠纷解决的程序规则.本文以法国的立法和实践为参照,就我国的职务发明的分类制度和报酬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     

价值冲突与变革:新公共管理视阈中的西方公务员制度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价值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官僚制的法理性价值与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价值之间的碰撞。价值冲突的结果引发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即从政治中立到参与政治的转变;从终身雇佣制到灵活雇佣制的变革;从垄断化管理到市场化运作的变迁;从以规则为本到以结果为本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公务员制度在其变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放松规制带来法治的弱化;弹性化的雇佣制对雇员权利造成不良的影响;绩效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难以量化的窘境;民营化引发腐败问题。因此,如何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优势,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是中外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