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论"学衡派"的学术文化理念

<学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言论机构."学衡派"在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在文化建设、教育实践和国故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心态和研究方法在民初整理国故的运动中独树一帜,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体反思.     

中国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如何正确对待我国历史文化时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法学界里有一些人,言必称“英,美”.对所谓“蓝色文明”的西方法律文化长跪合掌。崇拜得五体投她,而对自己的祖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则否定的多,弘扬的少,甚至说得一无是处。对西方法律文化的顶礼膜拜,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虚无主义,其最终用意就是要把中国法制“全盘西化”.这些论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在法学界泛滥的组成部分。为了在法学领域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有必要阐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本文就此谈些浅见。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意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智慧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成果,其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在生态文明层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回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西式现代化道路,在现实的实践领域实现了二者的逻辑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开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同时,更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路径。     

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实证研究 所引发的思考

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与否是决定这种理论能否在广大人群众中生根发芽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信赖并转化为自觉行动。在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问题上,必须反对历史主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真正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和谐的主要途径。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背景、环境与境遇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有序的展开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三个大的问题：一是,“古今问题”,即历史纵向展开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因其延续性、丰厚性、民族性特征而成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内源性支援背景。二是,“中西问题”,即现实横向铺陈的外部环境。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正处于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之中,正视这种外源性支援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现实逻辑。三是,“当下与未来”问题,即历史纵向与现实横向交叉点的时空境遇。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之境遇下,要实现中国社会几千年“德治”的“古老理想”、超越西方社会“法治化”的“现代手段”,“直面后现代”将是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不得不思考的又一个问题。     

丰富中国梦的民族文化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梦战略的强大历史背景,中国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其发展目标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和价值观念。中国梦是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成果。中国梦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全面理解中国梦战略的民族文化特色,弘扬“中国精神”,通过多种途径丰富中国梦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反对复古主义与虚无主义,科学地对待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文章针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缺乏整体研究和学术规范的现状,将中国抗战大后方置于中国抗战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大背景之下,第一次对抗战大后方的概念、研究对象、地位作用、研究价值及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术梳理和系统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表现为,抗战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战场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有利于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为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与共赢.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作好这篇大文章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新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作好这篇大文章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恢宏工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文化建设更不应当割断历史。伴随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吹“全盘西化”、大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一股“传统文化热”正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尤其是教育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不屑一     

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代文明延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其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待、叙述或书写历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和运行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论是对历史的叙事和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 然而，“中国何以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宏大命题。它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对这个命题的持续追问中，不同时代所提供的认识工具有很大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回答或阐释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不断被触及和拓展，但圆满回答或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尚未达成。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经济，其基本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基本原则、基本构架乃至伦理精神，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度。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影响人类的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到直抵家门口的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逐步地发生了涵化式的变化，从而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的。因此，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或牵涉到西方影响的问题。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现代转型进程，不论是发端还是具体进程乃至最终的实现，皆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独特内涵。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而稳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总之，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发展，尽管不乏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有对西方的模仿，但从总体上看并不是按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而实现的，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路子。其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悠久历史和文化所孕育的创造力，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忽视或忽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 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中国何以现代？”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内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李怀印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在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国家转型过程，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因此，作者以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四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为分析依据，采取“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构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向度来叙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为读者呈现了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更为“中国何以现代”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为切入点，对“中国何以现代”问题进行讨论，汇集成一组专题笔谈，以飨读者。     

《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国学季刊》标志着２０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展示了北大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季刊》产生于北大特有的学术氛围中,在对“国学”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伴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季刊》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历史考证学的新成就、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介绍和引入西方的学术成果及资料等史学近代化的主要特征。《季刊》在许多方面还显示了其特有的编辑特色,并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对后人有所启发。回顾《季刊》的成就,对于研究北大学术和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均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