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三阶段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生前在文学界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主要以隐士著称。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在去世很久之后才得以确立,而作为著名诗人乃至伟大诗人的美名是在宋朝确立的。可以说,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在经典化过程中,他的深刻内涵是逐步被发掘与认同的。道德、文章与境界分别成为陶渊明接受过程三阶段的关键词。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卫绍生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佛教颇为兴盛。与陶渊明的隐居地近在咫尺的庐山，则是江南佛教界的中心。有道高僧慧远居于庐山东林寺，讲经授徒，创建白莲社，开创了莲宗一派，成为东晋后期佛教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的旗号下...     

南朝征讨都督探讨

南朝时期,国家为了适应征伐战争的需要,一般都设置征讨都督来统帅出征的军队。这种征讨都督在当时国家的都督体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战争的不断发生、朝代更迭频繁以及军事制度的诸方面较之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南朝的征讨都督的设置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南朝国家以多种方式设置征讨都督。南朝征讨都督的等级区分,是承袭东晋的制度而来,可是与东晋比较,却出现了一些变化。南朝国家征讨都督的军事惩罚权较之东晋时期明显地提高。但是,南朝征讨都督是为了征讨作战而设置的,因而,一般在征讨作战结束后,国家自然也就撤消对征讨都督的任命。正因为如此,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就不是长期的,在南朝,都督诸州军事到他所辖的都督区外作战,不是他担任都督诸州军事所具有的权力,而是他担任征讨都督所具有的权力。因此,担任征讨都督是都督诸州军事到其所辖的都督区外进行作战的前提。都督诸州军事与征讨都督任职之间具有这种关系,自然就使南朝国家的地区防卫和征讨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     

论陶渊明诗的美学成就

论陶渊明诗的美学成就吴功正陶渊明诗的审美水平无疑代表了东晋以致整个六朝的最高水平，在中国诗美学史上也只有少数几名诗人能与之并肩站在第一档上。他无疑是最能感应东晋以致六朝时代审美理想的诗人。他既目瞩着世事，却又远离着世事；他既有同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却又...     

《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

陶渊明在南朝虽未被充分认识，但钟嵘《诗品》已置之“中品”；萧统撰《文选》收诗人６５家（不计“无名氏”）其中录陶诗８首，以首数计排名第１５，超过其中所有的东晋作家。奇怪的是，与钟嵘、萧统同时而稍前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论及刘琨、郭璞、殷仲文、谢混等东晋诗人，却无只字提及陶渊明。何以如此？近人作了种种猜测，然就笔者目力所及，此或未得其实，或近是而未能圆照。故吾人不揣浅陋而说之，不当处，祈海内外之方家有以启之云。　　　　　　　　一 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释《隐秀》篇之补文有云： 未及陶公只字，盖…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语意精湛 文情并茂──《桃花源记》赏析

北宋文人苏东坡在评论盛唐诗人王维的诗、画时曾这样说：“味摩谓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话之画，画中有诗。”这个十分精当的评论也适用于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散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这样的情景俱佳的作品。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期，这是个大动乱的时代。东晋与十六国的共峙，南北朝的对立，使人民在战乱和压迫剥削的双重磨难下挣扎。《桃花源记》正是作者和人民痛恨这个时代的产物。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族家庭，他的青年时代也曾有过“济苍生”的壮志。在《拟古》诗里，他说：“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在《杂诗》里，他…     

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东晋南朝时期,货币经济虽然走出了它的低谷时期,得以舒展,但仍呈现为一条时有起伏、曲折向上的轨迹。这主要因为它除了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直接受到时代特征的制约,致使东晋南朝的货币经济表现出既不同于前代秦汉,又不同于后代隋唐的特殊面貌。东晋南朝五个朝代,除了具备中国封建社会所应有的一般特征外,更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其一,东晋南朝虽处于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但从其相互衍接的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未因分裂而中止,相反却得以继承和发展。其二,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和小土地占有长期共存,并与五个朝代相始终。这是它与前代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意在从这两个时代特征出发,对东晋南朝货币经济特点作一分析,从而寻找其中历史的必然。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     

陶渊明与鲁迅——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变

鲁迅赞赏陶渊明以追求自由的方式安顿人生;受佛道文化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和陶渊明一样具有解构性,但更倾向于解构之后的建立;鲁迅认为陶渊明是“悠然”与“金刚怒目”的辩证统一,又强调后者,这是其社会关怀和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些评价中透视鲁迅对陶渊明归隐乃至对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     

悲美之音--曹操文学思想探析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论陶渊明诗歌的人情美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表现其做事态度的,还是表现其为人态度的,都体现出一种令人觉得欢喜、亲切的人情美。而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委运自然的人生观、任真自得与平和实际的人格特点,则是这种人情美形成的深层原因。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