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与世界平衡发展新路探析

发展是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正在探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依旧未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新自由主义模式下“低端发展锁定”和“中心-边缘”发展结构的弊端尽显,全球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以发展问题为基点,倡导构建平等共生的包容普惠发展新道路,为世界平衡发展寻找创新的动力,激发开放的活力,搭建共享的平台,探索中国与世界平衡发展新路。新发展理念丰富了世界发展理论宝库,在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难题方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中国道路的多维考察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考察中国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以五大发展理念为视角考察中国道路,能够从不同的侧面和维度,深刻揭示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充分彰显中国道路的创新之维、协调之维、绿色之维、开放之维、共享之维。这不仅能够进一步增强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而且能够更好理解和把握五大发展理念,进而理性直面中国道路的现实境遇,自觉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拓展中国道路光明前景。     

现代中国文学与启蒙理念之逻辑关联反思

中西方关于启蒙的内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西文语境中的启蒙,其原初涵义为康德所说的对于自身的反思,是一种自身/自身的对话结构;汉语语境中的启蒙, 沿袭儒家的教化理路,由圣人向不知者传达其所知,是一种自身/他者的对话结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启蒙运动表现为逆向双轨的模式,但却缺乏鲁迅那种自审式的觉醒.文学的新启蒙主义注重带有原创特征的内发性资源,呼唤真正具有精神追问的、有思想深度的、风格独特的、不可归类的创造型作家与作品.     

发展理念的变迁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家发展理念相继经历三次变迁并分别对应不同的时代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启发展理念,目的是重构国家发展基础,是对"如何实现发展"的回应。在新时期,国家由重启发展向发展主义过渡,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更快发展"的议题。进入新时代,发展主义向新发展理念转化,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质量,"如何实现更好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命题。从国家发展理念的演进谱系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一直构成发展理念的核心元素,政府干预和适应体制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推力,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国家发展理念具有变迁的连续性、一元多线的杂合性以及利用多种发展形式服务国家总体发展的实用性。在当前特定的时空结构下,应该对多种发展形式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施以灵活的公共政策释放多种发展形式的价值空间,同时以实践为导向分析多种发展形式的互构机制,从而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话语创新。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我国\"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重大命题.新发展阶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着眼于法治建设地位更突出、目标更具体和举措更系统的宏观层面;新发展理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则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引领法治中国建设,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展开;在这二者基础上,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聚焦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引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在此引领下加强法治中国建设,都必须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因此,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在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的逻辑意蕴

作为一种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和践行,以一系列新内涵和新特征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超越,体现了各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要从遵循独特性、人本性、整体性和非扩张性相统一的逻辑视角,深刻领会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需要,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遵循。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与开拓创新

中国革命新道路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而逐渐形成 ,它创造性地提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其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又蕴涵着丰富的全新思想 ,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其形成过程都可以说是开拓创新的典范 ,给我们有益的无穷启示。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视域下新工科建设的三重逻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发展阶段,新工科必须把目标定位为培养胸怀\"两个大局\"的时代新人;以新发展理念为新工科建设的行动标尺,坚持育人为根本、问题为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疏通新工科教育教学改革难点堵点;以服务新发展格局为实践路径,强化学科交叉、改进教学方法、融入国际理念,着力培养大批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新工科人才.立足新发展阶段、融入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来建设新工科,才能提升新工科站位高度、理论深度、实践广度,真正让新工科\"新起来\"\"强起来\".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鲜明战略意蕴探析

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格局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化创新和中国化实践。从战略考量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强大战略定力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从战略动力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动力源泉;从战略保障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从战略旨归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新征程,从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科学阐释新质生产力蕴含的鲜明战略意蕴,有利于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认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发展模式,进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新发展的再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以在历史观上的重大突破为前提的,对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从唯物史观的全息背景和多维视角解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论的再深化;社会经济结构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对历史发展精神动力的再升华;社会价值理论的新贡献.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它不仅坚持和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并且把这些相关的原理统一起来 ,形成了一个精辟的概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又从理论上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     

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维度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涵义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了关于历史性、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使我们对其有一个全面、深刻、准确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新理念的提出,把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必须领悟生态文明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自然观意蕴、唯物史观意蕴和科学发展观意蕴,要在切实研究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蕴涵基础上,走出一条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科学发展之路。     

晚年的恩格斯唯物史观贡献及其对中国化发展理论的影响

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一元论,并突出阐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同时充分运用历史辩证法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这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传承与发展中国化发展理论起到的重要作用。从毛泽东突出政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反作用,到邓小平强调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决定作用,再到江泽民重视政党建设为重点的上层建筑反作用,充分体现了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贡献的基本精神。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演进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准确概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坚持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一个演进过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综合判断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更具体更细分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立足生产力量变累积和立足生产关系部分质变发展阶段。只有脚踏实地地立足具体历史阶段,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主题才能真正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     

唯物史观研究有待拓展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发生在生产关系变革之后?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曾自觉地进行过生产关系变革,为什么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是否可以产生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政府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影响经济发展。上层建筑的旨趣何在?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拓展唯物史观思维空间。     

中国人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探析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路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无不是从儒学营垒中脱颖而出，这一心理进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复制或再现。首先，上个世纪初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阶梯；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无不是从进化论的世界观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的；再次，在建党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不完善的，经过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亲历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两个革命阶段，隐含着他们由旧跻新的心路转变；第五，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立场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也是使中国社会心物两面都被彻底改造的切入点。但是，科学的有效性或功利性却无法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