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依据我国2005～2009年的数据,测算了我国制造业中30个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用Krus kal-Wallis检验出各行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差异,并用系统聚类法将这些行业按照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分为三类,然后用因素分解法评价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并基于2005-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出这三类行业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降低这三类行业的碳排放的相应政策建议。     

湖北省碳排放估算及特征分析

文章结合湖北省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状况,运用IPCC推荐的参考方法,对湖北省碳排放总量、各产业行业碳排放量分别进行估算,并分析其排放特征.研究表明:湖北省碳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2009年碳排量是1995年的2.3倍,其中工业部门碳排量比重占主导地位；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02年以来有所反弹,人均碳排放持续增加.湖北省碳排放特征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有关.     

中国制造业隐含碳分布及绩效评价——兼论“供给侧改革”的绿色理念

制造业低碳化发展日益成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利用分行业分年份碳强度计算方式,引入加工贸易产品、细分能源测算等方法精确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995-2010年6个重要年份制造业的隐含碳整体排放及贸易排放情况。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化学工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排放最多,分别为9亿吨、7.9亿吨、7.4亿吨;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行业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10年排放最多的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通信设备与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为0.15亿吨、0.10亿吨和0.02亿吨;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密集度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为推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低碳化发展,应倾向于支持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隐含碳排放密集度低的产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     

中国省域旅游碳排放强度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以旅游碳排放强度为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我国省域旅游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3-2012年我国旅游碳排放强度整体呈降低趋势;中部地区旅游碳排放强度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内部差异是引起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高碳排放强度地区主要集聚在西北地区,低碳排放强度地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及其周边地区.     

行业完全碳排放的测算及应用

碳排放的测量是研究碳排放的核心问题,本文遵循消费碳足迹的思想,利用投入产出法,在全面考虑了行业直接碳排放和消费中间产品的间接碳排放的基础上,对我国42个行业的完全碳排放量、边际完全碳排放量进行了精确测量。并对碳排放量较大、较小的行业及行业碳进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在综合考虑碳排放和影响力的基础上对行业进行了分类,并提出相应的行业发展政策,对我国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研究

降低碳排放以达到减缓二氧化碳增长的方法,已被证明是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文章以中国政府提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为基准,以碳排放强度目标值作为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束条件,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种因素,寻找其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据此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为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理论指导和对策思路。     

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分析

构建碳排放强度的路径分析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实证分析表明:(1)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2)资本投入强度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和间接负向影响效应,但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3)能源-资本配置对碳排放强度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和间接负向影响效应,但直接影响效应大于间接影响效应。文章认为,降低碳排放强度可考虑以下途径:(1)优化能源消费结构;(2)提高资本投入强度;(3)降低能源-资本配置。     

中国各省区域碳排放水平及其成因分析

文章收集2010年各省市的碳排放量有关数据,借鉴谭丹、黄贤金(200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计算出全国各省市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按照碳排放总量的高低将30个省市划分为高、中、低碳排放区域,并对比分析不同区域之间碳排放水平的差异,结果显示: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排名均存在明显不同.针对存在的不同,文章从能源消费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环保技术三个成因方面进行统计观察.     

中国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特征

文章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变异系数和空间面板模型分别探讨了八大综合经济区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八大综合经济区碳排放强度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化,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碳排放强度区域间差异具有南北分异扩大化趋势。南部沿海与大西南经济区碳排放强度σ收敛特征明显,除北部沿海经济区外,全国及其他经济区碳排放强度均呈现显著的绝对β收敛,全国以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碳排放强度均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     

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对中国2000-2012年30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数据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利用Moran’I空间自相关统计量检验了历年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了各种影响因素对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历年各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人口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四项因素是中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及动态关系探究

根据全国各省2000~2009年的年均碳排放量将全国划分为重度、中度以及轻度排放区域,在此基础上对三大区域的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是影响三大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共同因素,最后从全国整体角度对碳排放强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作一探讨,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与能源消费结构呈现正相关关系,与产业结构呈现N型关系。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的测算与责任分担

基于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采用Full-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世界40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侧碳排放、消费侧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首次提出将贸易利益作为分配因子,对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一直显著高于消费侧碳排放,且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呈现顺差,中国实际为全球消费承担了碳排放,并非仅为发达国家;中国90.41％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来自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强度较高是造成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以贸易利益为分配因子的共担责任原则下,中国2009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生产责任原则下低6.7％,比消费责任原则下高12.9％,按共担责任原则计量中国的碳排放责任更加合理和折衷,体现了“谁获益、谁承担;利益大、责任大”的分配原则.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     

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产业分布及优化对策研究

文章依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剔除进口中间投入所节省的能耗和碳排放的基础上,对2002-2011年各产业出口隐含的CO2排放量重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隐含的国内碳排放量比同类文献的测算结果要低;而且,某些碳排放强度高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并不高,相反,某些碳排放强度低的产业其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占比却较高。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出口规模不同造成的。因此,要减少出口隐含的碳排放量,不仅要鼓励节能和清洁技术的研发,降低各产业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还应逐步压缩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产能和出口规模,不断优化出口结构。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碳排放强度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的J曲线效应研究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国积极开展减排工作,并于2009年底宣布新的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文章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并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碳排放强度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冲击存在J曲线效应,即在碳排放强度下降前期增加出口成本,降低出口;而在后期由于刺激创新,扩大出口。因此,为应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对出口贸易的冲击,需采取相应的刺激出口贸易措施来防止其过度波动;同时采用财政支持、加强合作等手段,促进降低碳排放强度相关技术创新。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建筑业碳排放效应测算

文章利用STIRPAT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提出直接碳排放效应和间接碳排放效应用来测算综合碳排放效应.通过行业的碳排放量和行业增加值之间的回归分析测算出直接碳排放系数,再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完全消耗系数乘以行业的直接碳排放系数,两者相加得到综合碳排放效应,此种方法成功的回避了投入产出表编制量少及以往研究中缺少对二氧化碳吸收方面的弊端.并且通过2004-2012年碳排放量和人均产业增加值及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得出实证结论:2005年、2007年及2012年中由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作用使得建筑业人均产业增加值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就会综合引起碳排放量变化了21.29、25.80及25.69百分点;建筑业间接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较大;并且农林牧渔业消减了总效应的30.57％、8.19％和9.4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变动研究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和LMDI分解法,对1997-2010年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及其5个子行业能源消耗进行测算,并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碳排放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建立起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将直接碳排放变动分解为能耗效率、行业规模等3种效应,将间接碳排放变动分解为完全消耗系数、行业规模等4种效应.结论表明,行业规模是导致直接、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完全消耗系数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能忽视,累积贡献率达到52.42％.而能源结构调整的抑制效应不明显,累积贡献率只达到间接碳排放的-26.61％,只依靠能耗效率提高不能抑制碳排放的快速增加.所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应建立新的节能机制,通过进口、产业升级等多个手段减少中间环节能耗,减少碳排放.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